中国与社会主义
第2章 中国的经济转轨
■Martin hart—Landsberg & paul Burkett/译■方闻
当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们于1978年宣布他们的市场社会主义改革方案时，他们辩称，有必要克服该国日超严重的经济停滞和浪费问题，而这些问题是由毛泽东时代过度集中的国家计划和生产体系所导致的。中国1980年代的高速增长和工业转变使得许多左翼人士——既有中国国内的也有国外的——深受鼓舞，他们将市场社会主义视为实现持久增长、商品和服务平等分配，以及经济决策中的新型民主参与的有吸引力的工具。
然而，尽管左翼的很多人心存各种希望，我们的意见仍然是，中国的市场社会主义改革并未将该国导向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而是导向了一种日渐等级化和残忍的资本主义形态。在这一章里，我们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被看作可以促进社会主义更新的改革进程，是怎样和为什么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
对此问题最容易的回答是，改革进程受到了那些害怕失去其特权的党的精英分子的劫持。面对人民的各种变革要求，他们试图寻找一种改革方式，以使自己能够实现对国家财富的更为牢固的控制，并且引领自己通过试验和过失拥抱“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虽然，党的精英分子确实从正在继续的资本主义复辟进程中获得了益处，对此已经很少存在疑义了，我们还是认为，导致这个结果的不仅是单纯的贪婪。正如我们在下文中所讨论的，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也是改革进程自身产生的结构性矛盾的结果。仅管每个国家的经验都由特定的历史因素所塑造，并且因此而具有独特性，我们仍然相信，对中国经验的这种理解为各处的社会主义者都提供了重要的教训。更明确地说，我们相信，中国的经验为否认市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赋予工人权力的、稳定而进步的形式之可行性的意见提供了强有力的论据。
后毛泽东时代经济改革的历史背景
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奉行的社会主义建设战略，强调重工业、集中的经济计划、生产手段的国有以及党对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控制。中国革命和由此产生的国家政策在以下方面取得了成功：结束了外国对中国的控制和农村地区的封建关系，实现了充分就业和基本的社会安全，并为劳动人民带来了普遍平等。
然而，为取得这些广泛而重要的成就，付出了巨大的社会代价，与“大跃进”（1958-1961年）和“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相伴的动荡，导致了巨大的不稳定和人员死亡。由于党拒绝实行工业民主。包括反对工人在企业管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城市工人的受挫感也不断增加。唯一合法的工会联合会，中华全国总工会，被证明是毫无帮助的。（注一）他在党的严厉控制下运作，主要职责是提倡生产和劳动纪律。（注二）在（1949-1952）、1956-1957年和1966-1967年间，发生了为获得更高的工资、更多的自行组织和自主的工人罢工。（注三）对于这些有组织的尝试，以及作为这些运动基础的和由其产生的政治倾向，杰基·希恩（Jackid Sheehan）作出了一些判断：
到了1957年春未，百花齐放运动和由前一年积聚起来的工业中的不稳定浪潮达到了高峰，党的权威面临的不仅是个别人的不满，而是一部分劳动者有组织的群体性反抗。自治的工会被组织起来，通常名为“冤情申诉会”（译注一），而且，尽管这样的团体许多都局限于某一单个企业之内，但是，也存在企业和地区之间对于行动的某些联络和协调……工人们自己知道，既然所有的事情，从工资的等级到学徒的期限，都在所有行业和地区实行统一的标准，那么，他们所经受的困难一般而言都是国家在个人和管理方面的决策的直接后果，因此，“他们的大量暴怒都指向了在工厂、政府、党和工会工作的干部。”（注四）
人民对于经济、政治和社会趋势的日益增长的不满，最终导致了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的发生。在前一天，一个纪念亡者的传统节日（译注二），多达50万名中国人在天安门广场放置了花圈和诗歌，以怀念周恩来（他于当年1月去世）。因为周恩来曾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是受到红卫兵的批评（部分是因为他保护了一些受后者迫害的人），中国政府将这一行动理解为对其政策的批评，它“一夜之间拿走了广场的花圈，这导致了4月5日之后一天里激烈而广泛的骚动，工人控制并在各处的工作场所组织了由此产生的运动。由于工人们道出了对于广泛存在的徇私、伪善和不平等的不同意见，政府的镇压是相当残酷的。”（注五）
因而，尽管革命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就，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于1976年9月去世时仍远未享受到生活水平稳定而可靠的提高，或者对其经济和政治生活的民主控制。所以。毛泽东的逝世为中国人民提供了一个重估以往的努力、作出新的尝试和促进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机会。
曾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毛泽东批评为“走资派”的邓小平，被证明是一个老谋深算的政治战略家。他能够充分利用刚刚开始的后毛泽东时期的不确定因素，在提倡“团结和稳定”的基础上，迅速恢复了自己的声望。（注六）1978未，他继任毛泽东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在公开宣布坚持社会主义的承诺的同时，邓小平追求的是创造他和其盟友所谓的“市场社会主义”。他们的观点是，主要因为毛泽东的政策过于空想化，而不能保持对客观形势的科学了解，他已经使国家处于一种悲惨的经济状况之中。他们辩称，党最紧迫的任务是帮助增强国家的生产力，这就要求引入市场力量。只有市场力量能够克服中国现存的停滞状况，并确保推动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进程所需的经济进步。（注七）
事实上，1970年代末的中国的经济，尤其是在工业方面，远非处于灾难状态。例如，从1952年到毛泽东时代结束，工业产量以年均11.2%的速度增长。尽管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1966-1976年）期间存在对生产的破坏，工业生产仍然在以年均超过10%的速度发展。（注八）而且，这些进展是在很少外援的情况下取得的。实际上，除了1950年代期间苏联的援助外，中国面临的是一个不利的经济环境。结果，中国是第三世界中为数很少的在进入1980年代时没有外债的国家之一。
总体而言，农业的发展远没有这么成功。例如，食品生产仅能勉强适应人口的增长。正如莫里斯·迈斯纳（Maurricc Meisner）所言：
在毛泽东时代的最后整二十年，农村的生活水平实际上陷于停滞，在一个低得可怜的基础上，每年增长不足1%。后1952年至1975年，尽管工业总产值增长了十倍，农业产量只增加了两倍。即使那些进展也是在巨幅增加农业劳动力规模情况下取得的（注九）
造成这一可怜记录的原因包括：对农业投资不足，为了资助重工业而保持对农产品不利的交易条件。以及在人民公社制度下普遍存在的农业管理的专权和缺乏灵活性。（注十）与此同时，通过人民公社制度，中国的农民在公共卫生、住房、教育、和社会安全方面确实享受到了富有意义的进步。此外，“1949年之前存在的财富的严重两极分化消失了。”（注十一）即便就生产本身而言，中国的农业部门也仍然比许多别的第三世界国家做得好。正如马克·塞尔登（Mark Selden）所指出的，“1977年，中国以（与印度相比）少14%的可耕地，生产了人均多30%至40%的食品，并且在多出50%的人口中实现了公平得多分配。”（注十二）
尽管如此，在毛泽东时代结束时，中国的经济面临着严重的、日益增长的问题，这些问题只能通过采取新的国家政策来加以克服。在经济发展更为复杂化的同时，经济计划变得过分集中，不能有效而迅速地对人民的各种需求作出反应。某些商品生产过剩，而另一些则供不应求，运输和分配缺乏效率，还存在产品质量差的难题。
在工业生产的组织方面也存在各种问题，生产率在下降，只是通过不断扩大资本投入和增加工业劳动力才维持了产量的增长。工厂在为其提供终身职业的条件下雇用工人，这意味着，在许多情况下，工人被雇来从事的活动毫无效益，工资在全国范围内确定，而且基本冻结在1956年的水平。此外，工人很少得到机会或鼓励，以对生产条件进行控制并根据需要对其加以改造。
经济也由于投资不平衡而受到损害，以牺牲轻工业和农业为代价，过多的资金被投入到重工业中。农民深受这一战略之苦：他们被迫把自己的产品以低价卖给国家。工业工人则苦于消费品的缺乏。
“文化大革命”是重振制度的一次尝试，但也产生了消极的后果，这些后果不仅是对生产、投资和技术进步的破坏。它并未通过加强劳动人民的集体组织而赋予他们权力，而是通过上层精心组织的、持续不断的运动使他们变得筋疲力尽，降低了社会和道德诉求对他们的吸引力。而且，随之而来的是重新强调党对生产和社会各个层面的等级森严的控制。（注十三）例如，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工会基本上暂时停止了活动。当其于1970年代末恢复活动时，它们被改组以确保党对其活动的更大控制。（注十四）
简而言之，制度在磨损，而且，工人与农民的不满在增长。迫切需要在中国过去成就的激励下进行建设，同时赋予工人和农民权力，以创造新的决策和计划结构。别的且不论，这意味着，在经济和政府决策方面实行调整和分权，以增加有关的生产者对其劳动条件和产品的直接控制。遗憾的是，这并非毛泽东之后的政府回应人民对于变革的要求的方式。
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进程
邓小平领导下的党认为，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需要提高国家的生产力，而不是进一步试验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而且，按照邓小平的观点，对市场的更多运用是提高生产力的最佳方法。市场将有助于克服过去的集中决策带来的问题，并且为更有效率地利用包括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资源留下充分的余地。预言的结果是，将出现更快的增长和技术进步，加上消费量和消费者福利的持续增加。
使中国经济市场化是党的决定。不存在试图通过加强市场力量以解决中国的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群众运动。正如罗伯特，韦尔（Robert Well）所言：
“市场”被政府的命令强加给中国人民，这在强行结束毛泽东领导下发展起来的农村人民公社制度方面表现得尤为显着，取而代之的是单个家庭的承包制度；在国有企业和所有其他主要的社会公共机构，包括学校在内，社会主义形式的群众公共福利均被同样迅速地强制撤消。（注十五）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尽管开始市场化可能曾经是党的决定，市场的规则很快就被证明是无法控制的。改革进程的每个阶段都会产生新的紧张和矛盾，而它们只有通过进一步扩大市场的力量才能得到解决，这导致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日益巩固。因此，情形并非如改革者所企图证明的那样，是“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事实已经是，市场社会主义“利用社会主义来建设资本主义”。（注十六）
改革进程：第一阶段（1978-1984年）
在1978年12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要更多地运用市场力量，作为实现“向社会主义现代（建设）的历史性转变”的关键。党要求给予地区和省级计划机构更大的许可权，让国有企业经理拥有更多的组织生产的权力，并且鼓励包括合作企业和私营企业在内的更加多样化的生产方式。按照党的声明，经济活动的总体结构和方向仍将由集中的计划决定，但是，现在，新的增长将越来越多地通过这些新近得到加强的经济角色的活动来推动和组织。构成这一新的道路的基础并赋予其连贯性的核心因素是，对市场的创造性的和灵活的运用。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部门将受到新的追逐利润的自由的刺激，而且，市场力量将确保它们各自的决定既对人民的需要又对党制定计划的全部初衷迅速作出回应。
1979年初，改革首先在挑选出来的几个城市实施。国家推进市场社会主义的努力的核心是创建一个劳务市场。如果不能自由地分配“劳动力资源”，经理们将无法按照市场信号合理地调整生产，从而提高经济的总体效率和生产率。因为政府明白，这一政策损害了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成就，它由通过小规模的实验方案进行的劳务市场改革开始，按照这些方案，被挑选出来的企业的经理们得到授权，他们可以中止终身雇佣合同、惩罚工人，甚至关闭某些无效率的公司。
1983年，国家采取了一个重大步骤，它命令国有企业在合同的基础上雇佣新的工人，这意味着他们的受雇时间受到限定，而且没有正式的国有企业工人所享受的职业安全和福利。（注十七）“到1987年4月，中国的国有企业已经注册了751万名合同工，约占工业劳动力总人数的8%”而且，另外的600万名国有企业工人面临“将导致他们成为合同工的用工改革”。（注十八）合同劳动制度的一个明显的后果是，在产业工人阶级内部增加了不平等和分裂。
挑选出来的国有企业还得到允许，在完成计划指标之后，生产并以高于政府的定价出售商品。另外，规模较大的国有企业还被允许，保留它们的一部分利润用于投资和奖金发放。（注十九）
作为改革进程的一部分，私营部门也得到了新的鼓励。开始时，私营企业被限定雇用少于7个家庭成员和“学徒”。然而，那个限制很少得到执行；1987年它就被完全废除了。私营部门的劳动力总人数从1970年代末的24万增加到1981年的110万，和1984年的340万。（注二十）
同时，国家鼓励城市集体企业的发展，其中包括一些具有相当规模的生产轻工业消费品的企业、较小的生产传统手工艺品的工业企业，以及相对较大的零售和服务公司。尽管起初它们对国有部门存在依赖，城市集体企业是（以利润为导向的……而且，它们中的许多实际上是私营公司，为了获得商品供应、信誉和税收方面的便利而戴了一个伪装的“红帽子”）。（注二十一）集体企业的工人完全是工资劳动者，而非所在企业的主人。此外，他们享受不到国有企业工人的职业保护和利益，而且得到的报酬通常也比后者低。表3显示，截至1980年
表三：国营企业与城市集体企业在总就业人口中所占的份额
|
|
国营企业分额（%） |
城市集体企业分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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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
制造业 |
国内贸易 |
城市居民 |
制造业 |
国内贸易 |
城市居民 |
|
1978 |
45.9 |
79.6 |
78.3 |
21.5 |
15.1 |
21.5 |
|
1980 |
44.1 |
73.7 |
76.2 |
22.8 |
17.2 |
23.0 |
|
1985 |
40.1 |
34.7 |
70.2 |
21.7 |
31.1 |
26.0 |
|
1990 |
39.4 |
33.4 |
60.7 |
20.6 |
26.8 |
20.8 |
|
1991 |
39.4 |
33.1 |
61.1 |
20.2 |
26.2 |
20.8 |
|
1992 |
38.7 |
32.3 |
61.0 |
19.2 |
24.8 |
20.3 |
|
1993 |
37.1 |
29.3 |
59.8 |
17.2 |
21.5 |
18.6 |
|
1994 |
34.6 |
26.9 |
60.1 |
15.8 |
18.3 |
17.6 |
|
1995 |
34.0 |
24.7 |
59.1 |
14.5 |
16.2 |
16.5 |
|
1996 |
33.0 |
23.4 |
56.4 |
13.8 |
14.8 |
15.1 |
|
1997 |
31.3 |
21.6 |
53.1 |
12.9 |
13.3 |
13.9 |
|
1998 |
22.6 |
14.9 |
41.9 |
8.9 |
8.9 |
9.1 |
|
1999 |
20.3 |
12.8 |
38.2 |
7.7 |
7.3 |
7.6 |
|
2000 |
17.6 |
11.3 |
35.0 |
6.5 |
6.1 |
6.5 |
|
2001 |
14.8 |
9.4 |
31.9 |
5.3 |
4.6 |
5.4 |
注：国内贸易包括批发业与零售业以及餐饮业。
来源：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China,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2（Beijing：china Statistics Press，2002）.
代中期，在制造业和国内贸易业的总就业人数中，城市集体企业已经占了相当大的份额。
尽管采取了这些积极行动，在（改革进程的）这一阶段，国有企业仍然保持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国家计划仍然指导着大部分的经济活动。例如，直至198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依然雇用了近70%的城市工人。不过，正如表3所示，与1978年时拥有城市就业者78%的份额相比，这一数位还是表现出了显着的下降。国有企业就业者的相对减少在国内贸易部门尤为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甚至在改革进程刚开始的时候，国家就将吸引外国跨国公司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原因之一是，外国企业被认为是引进党所希望鼓励的，以资本主义为导向的市场原则，并使其合法化的最好工具。党不能指望立即将国有企业转变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公司。经理和工人们对市场化进程很少有经验，而且，预计他们中的许多人出于各种原因会反对该进程。另一方面，在组织和指导其经济活动方面，外国企业被认为理应得到、并且可以准予大量自由，因此，他们就能够为渴望进行的国内生产关系的调整提供样板和激励。
因而，1979年，邓小平在广东和福建省沿东南海岸为外国投资者指定了四个经济特区，开始实施他所谓的“开放”政策，他辩称，作为学习在市场经济中如何行事的“学校”，外国投资将有助于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并带来新的技术。这些特区被广泛宣传，但是在吸引许多投资方面起初并不是非常成功。为了试图鼓励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1983年，中国政府放宽了对合资企业中外资的限制性规定,并且允许外商独资企业存在.
城市改革进程的最初影响之一是价格上的上涨。国有企业开始将销售目标转向不受控制的市场，在那里他们可以索要更高的价格。私人生产商跟着这样做。按照官方的说法，价格1979年上涨了6%，1980年上涨了7%，实际的通货膨胀率要更高。通货膨胀使得国有企业工人的工资贬值，为了努力阻止工人反对改革，政府向国有企业追加了资金，以便他们可以提高工资。这种额外的开销使政府预算出现赤字，1981年，国家开始发行公债以筹集资金，这是1950年代初以来的第一次。（注二十二）
一些国有企业的关闭和政府强加于国有企业的新的劳动规定也导致了失业。政府应对这一问题的方法是，加强对私管和集体企业的支持，这部分地是因为它们的活动不依赖于政府的资金。
1981年，由于通货膨胀和工人对用工改革的抵制产生了对于社会和经济不稳定的担心，国家决定，暂时终止其城市改革的尝试。它减缓了经济活动的速度，并且对国有企业的活动，尤其是销售和定价，重新实行集中控制。
在城市改革实施后不久，国家开始努力改革农村经济，目标是，通过以市场为基础的改革增加农业生产。1979年春，政府将粮食征购价格提高了20%，并且为农民超出限额出售给国家的粮食提供50%的加价。他同时还提高了其他农产品的价格。（译注三）（注二十三）另外，它削减了国家对农村市场的管制，并提高了人民公社内部私人自留地规模的法定限度（注二十四）
1980年9月，政府采取了改革进程中的另一个重要步骤：它下令对农业生产实行非集体化。非集体化过程包括一系列阶段，在此过程中，以人民公社为基础的制度被以家庭为基础的家户生产制度所取代。到1981年，全部农户中有近98%按照这一新制度的逻辑行事，利用集体的土地生产农产品以供在市场上出售。虽然在理论上土地仍然属于公共财产，实际上，它已经变成了承包了其使用权的家庭的私产。（注二十五）1983年，政府公布了新的规定，从1984年起，允许土地承包者使用雇工进行生产，或者将土地出租给佃农。到1980年代末，土地承包者已经有了将其出租、售卖或传给自己的继承人的全部权利。
人民公社制度的终止，也带来了政治和经济权力向新的政府实体的转移。1982年12月通过的宪法将以前人民公社所拥有的政治和行政权力赋予了新成立的乡镇和村政府。人民公社的工业资产也归这些政府所有，并被改组为乡镇企业。
对进步人士，特别是中国之外的进步人士来说，中国改革战略的一个很大的吸引人之处是乡镇企业的崛起。左翼对国家社会主义（译注四）的批评主要集中于，对国有企业高度集中的控制和自上而下的管理所带来的缺乏民主和浪费。因为乡镇企业据说是由集体组织并以市场为导向的，他们被视为一个有希望的可供选择的组织形式。
乡镇企业的数量增加很快，从1987年的115万家增至1993年的2500万家。（注二十六）到1993年，乡镇企业已经雇用了超过1.23亿名工人，而在1978年时这一数位为2800万（见表4）。，这些企业从未作为赋予工人权力和促进社会主义的工具发挥作用。实际情况是，很少乡镇企业属于工人可以参与决策的集体经营；他们实际上是“带着伪装的私管企业”。（注二十七）在许多情况下，个别的政府领导人通过任命经理和指导收入分配对他们实行管理。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事实上是合资企业，外国资本通过对董事会的支配，在其中处于控制地位。他们可以而且确实会破产。通常，工人中许多是临时工，管理人员有权随意雇用和解雇他们。（注二十八）
此外，工人的收入一直很低。至于乡镇企业,（被透露不受许多旨在保护城市工人的权利和工作环境的规定的约束。在这样的工作场所，工会通常不存在或者处于瓦解状态，而且，它们的福利、权利、卫生和安全记录都非常差）。这并不令人感到到意外。（注二十九）研究结果已经显示，“通常、乡镇企业工人获得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起薪，而必须通过加班和计件的定额奖金来挣得其余的部分。甚至连起薪都没有保障，因为最低工资是由当地的乡镇当局设定的，而乡镇当局的物质利益——既包括公共利益，也包括私人利益——与企业利润的最大化密切相关。”（注三十）其实，乡镇企业的“竞争力和利润率”主要建立在“极其廉价的农村劳动力的大量供应”的基础上，由于人民公社制度的瓦解和单个农民家庭的贫困化，这些劳动力被解放出来。（注三十一）
就其对就业的贡献而言，199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在绝对和相对值上都达到了顶峰。自1996年以来，无论是乡镇企业工人的绝对数量，还是其在劳动力总量中所占的比重都在下降，尽管其仍然在农村的就业人口中占相当大的比例（见表4）。在很大程度上，这种趋势是强调私有化的好处的新的国家政策所导致的。乡镇企业衰落的一个后果是，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根据大部分报导，目前已远远超过1亿人）季节性地移民至城市地区以寻找工作。在那里，他们组成了一个巨大的廉价劳动力库，私营企业可以用其来惩罚城市的产业劳动者。（注三十二）
前文强调过的农业政策的改变，导致了农业产量在1978年至1984年间的大增长。按照达斯纳的说法，这“可能是中国农业史上经济方面最成功的时期”。（注三十三）农村的总产值，包括乡镇和村办企业创造的产值在内，以年均9%的速度增长，而与之相比，在毛泽东时代的最后十年里，这一数位为4%。结果，在1978-1984年期间，农村的人均
收入翻了一番。（注三十四）
表四：乡镇企业的就业人口数
|
年份 |
乡镇企业的受雇人口数（百万） |
乡镇企业雇佣人数占乡村 就业人口数的份额（%） |
乡镇企业雇佣人数占全国 就业人口的份额（%） |
|
1978 |
28.3 |
9.2 |
7.0 |
|
1980 |
30.0 |
9.4 |
7.1 |
|
1985 |
69.8 |
18.8 |
14.0 |
|
1987 |
88.1 |
22.6 |
16.7 |
|
1988 |
95.5 |
23.8 |
17.6 |
|
1989 |
93.7 |
22.9 |
16.9 |
|
1990 |
92.7 |
19.6 |
14.5 |
|
1991 |
96.1 |
20.1 |
14.8 |
|
1992 |
106.3 |
22.0 |
16.2 |
|
1993 |
123.5 |
25.3 |
18.6 |
|
1994 |
120.2 |
24.6 |
17.9 |
|
1995 |
128.6 |
26.3 |
18.9 |
|
1996 |
135.1 |
27.6 |
19.6 |
|
1997 |
130.5 |
26.6 |
18.8 |
|
1998 |
125.4 |
25.6 |
17.9 |
|
1999 |
127.0 |
25.9 |
18.0 |
|
2000 |
128.2 |
26.2 |
17.8 |
|
2001 |
130.9 |
26.7 |
17.9 |
来源：Ming Lu, jianyong Fan, shejian Liu and Yan “Yan,Employment Restructuring During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 Monthly Labor Review 125, no.8.(August 2002);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China, china statist: cal Yearbook 2002(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2002)
尽管中国政府企图证明，他的私有化和市场化政策是这些收获的根源所在，真正的功劳应当归于政府提供的更高的农产品价格，以及他将投资转向支持农业和以农村为基础的轻工业。（注三十五）实际上，农业的发展到1985年就停止了。人民公社制度的终结导致了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支持系统的衰败和瓦解。粮食产量下降，农民发现很难养活自己及其家庭，开始抛弃土地去农村或城市的工厂寻找工作。（注三十六）
改革进程：第二阶段（1984-1991年）
党在1982-1983年间冻结城市改革和加紧经济控制，这成功地稳定了城市经济。并且，受到早期农村生产和收入增长的激励，1984年，国家决定重新开始——实际上是加速——其城市改革的尝试。作出这一决策是基于，党认定，通货膨胀和失业应主要归咎于此前城市改革努力的有限性，而且，克服这两个问题的最佳方法是将改革推向前进。当局相信，如果给于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更多的经济自由，那么，他们将能为了降低成本和价格而更好地组织生产。同时，新的鼓励私管企业——尤其是外资企业——发展的计划，将有助于使失业率保持在一个可以承受的限度之内。
尽管，在最初，党提出市场改革是为了提供一个增加中央计划和国有企业运行的效率和效能的机制，改革的第二阶段实际上包含了向更多地依赖市场力量和非国有部门生产的政策转变。因而，虽然1982年举行的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给予经济计划以「主要的」地位，而市场调节被给予「辅助的」地位（译注五），在1984年举行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党采用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概念，从而提高了市场力量的地位。（注三十七）
更明确地说，新的改革措施包括了对国有企业的集中控制和支持的进一步消减。在过去，国有企业从国家那里接受其所需的全部资金，作为回报，它们将所有收入上交给国家。新的改革措施结束了这种关系。现在，国有企业被要求通过保留（税后）利润和向国有银行系统贷款，而非接受国家的拨款，来为其运行筹措资金。“因为贷款是生息的，而且必须偿还，当局就想当然地认为，贷款将激励工厂负责人以更为审慎和在经济上更合理的方式利用稀缺的资金，从而缓和某些商品过剩而同时另一些产品持续短缺的严重问题。（注三十八）
国家也改变了其与地区和省级政府的预算关系。现在，这些政府单位被赋予了保留其所收取的税入和利润之更大份额的权利，以及如何使用它们的更多自由。这是为了进一步鼓励这些政府单位继续进行投资，并按照市场机会的要求组织其辖区内的企业的生产。
在决定依靠市场力量调整生产和投资决策之后，国家已很少有选择余地，而只能结束对价格的控制。1984年10月，党下令，允许大部分消费品和农产品的价格根据市场力量的要求自由浮动。大多数工业产品的价格也被允许自由浮动，但是要保持在国家计划制定者设置的限度之内。只有基础工业和重要工业的产品，像钢、煤和石油，将继续由中央政府定价。（注三十九）
党对市场力量更紧的拥抱也要求进行新的重大的劳务市场改革。这些改革措施必须确保国有企业经理享有按照市场情况需要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自由。1982年，中国共产党已经“在新的宪法中废除了罢工的权利。”（注四十）但是，党关于结束国有企业工人就业保障的计划，是一项甚至更有争议的改革措施。（注四十一）一个折衷方案在党内达成，党下令，1985年10月之前已受雇于国有企业的工人将继续拥有其职业保障和福利，同时，新雇来的工人将在一段明确的时限内被置于一个合同制度之下。（注四十二）此外，如果管理人员感到他们没有足够的工作成效，可以将其解雇。
作为衡量中国的改革进程在多么快地推进劳动力商品化的一个尺度，到1984年，国有企业的正式工人仅占中国工业劳动力（这也包括农村的产业工人在内）总人数的40%。（注四十三）因此，在整个198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在制造业的总就业中占有相对稳定的份额，这掩盖了国有企业工人平均就业安全水平的实际下降。并不出人意料，国有企业工人反对这些导向劳动力双层化和增加管理人员特权的措施。正如杰勒德·格林菲尔德（Gerard Greenfield）和梁宝森（Apo Leong）所言：
存在工人对劳动合同制度的强烈抵制，虽然在官方的说法中，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中实施1986年《合同法》的失败，被归咎于官僚主义与人们对为何或如何做缺乏理解。尽管经理们于1988年获得了甚至更大的、得到官方认可的解雇工人的权力，他们还是没有克服工人对于劳动合同制度的抵制。1986年，国有企业中只有6%的工人被置于合同制度之下，到1994年，这一数位增加到了25%。（注四十四）
已经受雇的工人拒绝放弃其职业安全，而且，新就业的劳动者坚持要求有得到安全的国有部门工作的权利，同时，工人对新的合同制度的抵制也带来了劳动生产率的下降。（注四十五）结果，“在被引入工作场所之前，改革措施被（尤其是被工会）作了相当多的重新解释、修正和削弱。”（注四十六）例如，新的以绩效为基础的付酬计划，只是非常局部地得到实施。（注四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