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一：官僚集中化计划下的社会关系

官僚计划的基本问题是大家都知道的。它们已经被苏联的新领袖们描述过。戈尔巴乔夫在他的《改革与新思想》一书中把它们列出来，他的顾问阿根伯琴在他的《改革，苏联的双重挑战》一书中又加以补充。

        这篇演讲将集中在苏联的情况。但是，同样的结构问题在其它以苏联的计划作为模式的地方都有存在。

`    

结构性的问题

1）第一个问题是国民收入和生产力的增长率长期下降的倾向——再加上成本的长期增加（见附表一：苏联经济表现）。

这些表上显示，苏联经济表现的长期趋势是与几次短暂的改革（五十年代后期及1965至1970年之间）的脆弱的经济复苏相配合的。

请注意，国民生产毛额的数字没有反映普遍的劣货和浪费。事实上，货品和服务的质量差和种类少，是长年都有的问题。

无论如何，生活水准一直在上升到六十年代中期；许多苏联家庭获得耐用消费品；粮食的进口补充了苏联农业的短缺（见附表二）。“并行的”工作（晚间兼职）被容忍，而且填补了计划制度所留下的空隙（修理及服务业）。

但是，时间愈久，这个经济增长模式的负面的副作用就愈严重：增多的浪费，“合法的”工作越来越无效率，士气低落，等等。除此以外，工业发展和收入的持续上升，引起了较年轻一代的新要求。这年轻的一代没有经历过他们的父母所经历的困苦和牺牲。这些渴望更加被与其它国家的比较所刺激。

    2）整个而言，与苏联经济还没有能够脱离“广延的”增长的方法（即是开发越来越多的矿场，开始越来越多的建筑计划与工厂，耕种越来越多的田地，雇用越来越多的工人来操作越来越多的同一型式的工具）。六十年代以来的每次改革，都企图订出以改进现有单位的生产力的方法，走向更“深入的”增长的目标，但是都不成功。每一次都以新口号来再度肯定需要减少浪费和短缺的现象，及需要改进货品的质量与种类。这也是捷克的改革之原初目标，导致“布拉格之春”。当匈牙利、南斯拉夫和中国推行改革时，同样的问题被再度提出。

苏联经济的表现

附表一：1950至1984年的苏联经济增长指标

八十年代的苏联更需要这个改变，因为充分就业和人口曲线的低潮——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生率低落所引起——结束了靠雇用新工人来促进增长的可能性。同时，自然资源也有被耗尽的趋向，因为经济的理由（浪费的与落后的开采方法）以及自然的理由（需要在更遥远的区域以渐增的费用来开发）。而且，由于前一时期新工地的增加，意味很多工具都用旧了，或者在同时变为落伍了。这可能会变为严重的问题。

附表二：

    资料：各年的苏联官方统计    （1）1960年的数字

    注：我们只提供从1950年开始的统计。我们没有提供以前时期的统计因为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统计数字很不准确。那个时期喜欢夸大已经高的增长率或者对经济结构作歪曲的报告。苏联国民收入的观念相当于我们所称的“国民生产净额”；这个总额是全国生产的货品和提供服务的总和（商业和运输减去“中间的消费”，也就是，生产时所用的产品的价值——“附加价值”的总和）。“非生产性的服务”不包括在内；这就是为什么表明国民收入中各部门所占的成份的结构性资料大大地贬低所谓第三部门。

    3）生产力方面的短缺与瓶颈现象是在苏联实行的僵硬的计划模式的特征之一。布列日涅夫在七十年代用大量进口的政策成功地软化了它们的冲击。这个取代改革的无效的政策，很快地就遇到一连串的问题：没有能力进行足够的出口（因为差劲的竞争能力或者世界危机所引起的市场收缩）；美国否决有战略价值的技术输入以及对榖类输出的禁运；更基本的是，保守的经济很难消化西方的技术，再加上逐渐增加的外债问题。

    其它东欧国家的经验（特别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比较高的效率）证明苏联计划的缺点一定有特别的原因——官僚结构的更尖锐的结晶化；强迫集体化所引起农业持久危机；以及，在一个极详尽计划的制度中，疆域之过分广大加阔了计划目标与实在成绩之间的差距，等等。然而，这种问题是所有的应用这个计划模式的国家共有的，而且已被匈牙利经济学家柯迈在他的《短缺经济》一书描写得很好。

    4）劳动力缺乏（即没有失业）和“过多雇用”的结合。我们在过多雇用这四个字外面放了引号，来强调这个问题常常会被人误会。“过多雇用”一般地是指苏联的公司比资本主义的公司雇用更多工人来达到同一的产量。决定“正确的”雇用人数的准则是从资本主义的模式来的。这不是使人满意的方法。但是我们所要着重的是，在很多工作时间或者生产期内，没有人在真正地工作，或者是一定的产量可以被更少的工人去完成。更一般地说来，从手头的工作以现有的、被大家认知的技能去完成的角度来看，或者从社会工作在所有工业之间的分配应该有一般的平衡的角度来看也好，充分就业并不一定是最好的就业情况。争论的要点就是在于决定应该使用的准则——以及如何以这些准则来代替现有的准则。

    但是，在进行争论以前，我们应该试图揭露以上所描述的那些特征的更深的根源。我们将要从现有的社会关系中寻找这些根源，不但在工作场所之内，而且在整个社会之中。因为，从根本上来说，造成这个计划模式的特别矛盾，是真正的（不是法律上的）“财产关系”以及依附于它们的价值。

    我们需要在此作一个说明。十月革命以后，布尔什维克——包括所有派别——把国有部门和计划都等同于“社会主义”。他们所指的，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见本文的导言]，是他们的目标，不是当时的现实。当斯大林宣布社会主义已在三十年代末期实现，他使原先的问题变得更坏：他实际上把社会主义与国家计划等同，或者，更坏的是，他把国有化与社会化等同。这不是我们的研究方法。然而，单单说苏联不是社会主义，并不意味任何有关苏联计划的事情可以由官僚层的存在来解释，即使只是因为可能存在了几种型式的官僚计划。因此，我们需要尽可能地把这第一个模式的机制和社会影响弄清楚。

Ｉ.制度的主要特征

    每个计划制度必须以某些方法执行几个必要的任务;它必须:——计算现有资源;

    ——鉴定需要和决定生产什么；

    ——控制这些决定的实施。

    1）在这里所讨论的制度中，这些任务是由官僚——党/国家的不同平面（工作场所、政府部门、中央机构）的计划机构的干部——来执行的。无论在全国发展的总平面，或者在地方的工作场所的平面，“协作的生产者”都不能直接控制官僚们所作的主要选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称这个模式为“社会主义计划”。阿历克·诺夫讥笑引用根本没有提到官僚层的马克思的著作来批评“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左派”。他强调，由于工作的需要，某些官僚，或者更广阔地说，由于劳动的分工，某些人，必定要学习特定的技能。

        但是，问题的关键是：（1）怎样（根据经验）决定哪些工作由干部来执行比由直接受影响的生产者或消费者来执行更有效率；（2）怎样区分职业性的工作指派和对社会与政治重大问题的决定权。

        当干部担任以上所列的任务（计算资源，决定需要，核对决定的执行）时，他们的行为不像是大机器中的中立齿轮。因此而引起的问题是，官僚的社会利益，有没有和如何干涉计划的机制；如果说是如此的话，这些干涉如何影响最广阔意义的需要的满足，而且怎样判断这些干涉。

        2）在这种模式，计划是主要地按照实物来计算（煤炭多少吨，拖拉机多少架，等等）。每一次计划的结果与经验，经过调整以后，被用来详细地制作下一次计划。其后果就是，过度的热心所引起的计划目标的超额实现，就变成下一个计划的标准。生产者宁愿把剩余的生产推迟到以后的计划内。这个现象已经被人描述为“由供应所主宰的”经济的特征。这个公式所描述的是现实情况。我们只要说明一下。这个分析常常伴随着另一个幻象：市场经济是被“需求”所主宰的（正像谚语所说的，顾客是上帝）。无论如何，真实的情况是，表现在现金上的需求，在市场制度中，的确有起作用；但是在苏联模式中，所起的作用，如果有的话，却是很小。

        3）计划是通过等级制度实施的。每个细节都是根据单位的建议和总结以及计划者的整体目标所决定的。整体目标当然是尽量去调和各种决定。但是在等级制度内，中央计划机构是臣属于党机构，所以它要优先考虑以下的社会政治目标：稳定它们自己的政治合法性，缓和任何已经出现的社会紧张状态，保证国家在国际上的实力或者各民族的团聚力。这些是起草新计划时所唯一注意的问题。因此，我们不能单单把计划解释为下层单位的建议的总和——也不能把它解释为某些“经济逻辑”（为生产而生产）的产物。

        4）计划一旦被采纳，就替每个生产单位、每个工业、每个地区，等等定出了详细的目标。不同生产单位之间的联系是强制性的（物资供应和生产资料都由计划所分配，而且生产单位都依据工业、联合企业，等等而汇集的。）

        在计划内，一个经常提出的问题是，怎样在中央机构和基本单位之间找到“适当的”传达。由于一个工业之内主要是实行垂直方向的联系，所以一个公司若要改换另一工业中的合作者（供应者、顾客，等等），它必定要通过（常常是在很远的地方的）中央机构的批准，（即使这个合作者就在它的隔壁）。所以这是个很大的不方便。因此，赫鲁晓夫时期就引进了区域性的传送站来代替工业部门与中央机构之间的联系，希望解决上述问题。这个问题还不仅仅是技术方面。有些工业部门，由于很难申请某些资源，常常要求计划分配比它们的需要还要多的资源。此外，区域性的设置常常会产生“地方主义的偏差”。所以改革的一个基本提议是，消除中央机构和基本单位之间的中间媒介。这就是正在苏联实施的其中一个非市场倾向的改革。

        5）主要以实物来计算的指标，是核对计划的完成或超额完成的主要方法。

        臭名昭著的拙劣的产量指标所造成的损害人人皆知：如果产量是以公斤来计量，最重的原料便最受欢迎。如果它是以价格来计量，增加成本就能超越计划。但如果指标是基于减低成本，成品便可能缺乏最基本的可用性。为了防止这个问题的继续发生，一大堆新的指标（以及管制）便被设计出来，希望基本单位在这个捉迷藏的游戏中“走投无路”。

        以下的笑话，比最有学识的演讲更能指出制度的弊处：

        一位发明家向他的农业公司提出了一个聪明的新设计：双头牛。但是，其他的人反对这个设计，说它没有增加肉的份量！他回答说，不要紧！计划是照牛的头来计量的。

        6）货币和价格执行不同的任务，看它们被使用的环境而定。

        ——整个而言，各种不同的国内价格与世界价格不发生连带关系。

        ——在外贸方面，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交换是以可兑换的货币来支付。与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交换是双边的而且是实物的交换，即使货物上还标有价格，但标价上的币制是作为会计用的，是不能流通的。

        ——在经济的计划部份之内，当货品从中央分配下来以后——所有的生产最终都是被分配的——，为了记录这些货品的流通，都作了货币上的估值。这些货币上的估值不是真的“买”“卖”过程。在这个结构中，公司的（以批发价格计算的）“营业额”的指标是总产量在会计方面的等同物。在一段很长的时期内，“免费”分配给公司的生产资料是不包括在上述的货币估值之内。这个做法不但有鼓励浪费的倾向，而且排除对这个设备的（也许是更好的）代用物进行真正的成本计算。公司设计其会计制度的唯一目的是控制“流通资本”（工资和储备基金）。国有部门的会计上的币制是不流通的，也不能用来购买尚没有被计划所分配的生产资料。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基本单位很怕“短缺”，所以倾向于要求比他们所需要的更多的资源、收藏物资或者设立并行的供应系统。

所以在这样的制度中，必须将批发价格与零售价格分开。

——批发价格是会计上的工具。它的目的是反映成本和平均“利润”差额——在这个结构中，利润和亏损是在最差的、但还认为是社会上有用的生产单位的基础上计划的。我们已经指出，在实际上，每一个新的工作场地和装备总是被认为是有用的——在以量的指标决定制度发展是否健康的环境中。任何亏损总是由计划来弥补。价格在生产中不起“积极的作用”。既没有真正的成本计算，也没有强迫性的“预算控制”。经济学家柯迈已经着重地指出：基本单位不能依据价格和成本的指示来决定生产这个或那个货品或服务。一个产品从这个单位到那个单位的流通也不能改变收入的分配，收入是不受利润或亏本影响的。

——国营商店的消费品零售价格不是在市场上形成的。但是在这个结构中，货币的确重新获得另一个内容。消费品是唯一“可购买的”货品。它们的价格包含了计划者的社会目标。它们既不反映真正的成本（它们因此与批发价格没有连带关系），也不反映供求关系：消费品和平常的服务在几十年来仍是甚为便宜，虽然它们的供应是不足够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店门面排长龙。许多经济学家说这些长龙是“隐藏的通货膨胀”（与此相比，在市场制度中，当生产不能满足需求，价格就上涨）。波兰当局发现减少长龙的唯一方法是提高价格……但这并不能保证供应会有改进！

7）就业与工资是受计划和工人可以自由地选择工作地方这个事实所约制的。计划尽量地包括按照技术而分类的就业预报的工资准则。但是，为了要实现他们的计划部分，生产单位的主管必须能够吸引工人以及保留他们（通过有吸引力的工资和实物福利）。他们没有以经济理由解雇工人的权利——除非他们愿意行一条很难遵从的法律程序，结果工人实际上是不被解雇的。（为了政治理由而以各种不同的籍口解雇工人，则是另一回事。但是，在整体经济层面上，这个做法是很少的。）如果工人对他的工作不满而要找另一工作，他是有非常大的活动性。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制度，是官僚计划的社会关系中的一个主要环节。

Ⅱ.官僚与计划

        1）我们的方法的起点是：财产权并不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苏联现时的财产权形成了生产与交换中的社会关系和行为。在这里，人的行为也被一定的理性所指导。这个理性就是：每个社会层份保卫自己的物质利益，不过是在整个制度的结构之内进行的。这才是对官僚计划的特性作一个不受形而上学（例如：为实力而培养实力，或者为生产而生产）所影响的解释的关键。

        2）官僚在计划中的物质利益是什么？他们怎样促进它？

        官僚的物质利益是从他们所占的社会（政治）地位而来——也是从他们按照制度的主导价值观与机制，成功地执行任务而来的。

        在这个社会环境中的自由活动余地，当然要看所处的时期。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以及今日的某些国家），特别残酷的官僚专政形式占主导。直接的镇压起中心的作用。但是，我们在这里所要研究的，是官僚集中计划制度的“正常的”运行。因为对官僚本身而言，重要的是建立合法性和“正常”的社会关系，以能稳固他们的特权一段日子。布列日涅夫时代，是我们在这个分析中所想到的官僚保守主义的“模式”。

        官僚根据表面上政治化的准则——用工人的名义取得合法性——在委任制内晋升或降级。要获得晋升，官僚必须超额实现计划的目标，而且要保持社会的和平：那些名义上的统治者（即工人），必须保持安静，而且要工作到超过领导所指定的目标。这里的关键不是超越计划所定的目标，而是要超越计划之内某个部份（与某企业或某行业有关的、而且是由此可获得特权的那些部份）的目标。

        他们的目标是特权。这些物质特权因一个人在等级制度中的晋升而增加。别墅、特别商店、旅行、在稀有或质量较好的货品服务的等候名单上较优先，等等。事实上，现有财产权所允许购买的唯一货品，是消费品。只有当经济管理能提供消费特权（除了担任重责的心理上的骄傲，或者，在某些情况中行使一些权力以外），才值得去做。

        3）但怎样去判断“好”的经济管理呢？

        就是用上面提过的指标，以及经过官僚核对计划是否达到或超额完成。这就导致中央计划机构和每一个下层主管之间的捉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