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山回憶錄

本书写成于一九五七年。回忆所及，终止于一九四九年之冬。距离现在，即离开它得以英文出版之时，已有二十三年了。本书不是严格的传记，它的起迄原不必涵盖著者全部有生之年，但以此书究非客观描述的史书缘故，读者终有权利要求知道著者在此漫长年月中的所思所为。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尾我被迫离开香港。一九七五年三月，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来到了欧洲。这中间的整整二十五年余，我始终蛰居在南中国海外另一个岛屿殖民地上。最初二年过的是紧张思想生活，同时与国内朋友们进行着密切的联系。可是到了一九五二年十二月我在国内的朋友全部被中共拘禁以后，任何积极的政治活动都停止了。为了生活，我教过书，还写了些文学剧本。但我的思想却未曾停顿，亦未曾改变。我注视着世界上发生的种种事变，特别是在共党统治下的中国的变动。对于中国发生的每一次较大变动，例如“百花齐放”、“大跃进”、“人民公社”、“中苏争论”、以及“文化大革命”等等运动，我都及时给它们以分析和解释，为了自己的认识，也为了与少数尚能接触的中外朋友们交换意见。在这些文字中，有散篇，有小册，也有较大的书——例如《毛泽东思想论稿》。

这些写作，都是在老友国华、梁四与其他少数朋友的帮助之下才能出版流通的。

不过在一九六八年以前，我们的思想在海外华人中得不到任何反响（国内则无由到达）。一方面由于中共眩人的胜利，另一面因为西方世界正经历着战后的繁荣，中国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运动，就组织言已停止存在，就思想说也陷于停滞。一九六六年开始的红卫兵运动曾多少给海外华人青年以刺激，部分打破了他们不问政治的消极状态。但要他们真正表示出基本方向上的转变，却还得等到一九六八年。在这一年里，因反越战引起的全世界青年的左倾运动，使海外华人，特别使香港青年们真正从个人前途的打算提升到为较高的理想而努力。他们既厌恶了西方世界，也不满于中国的官僚统治，因而他们相当自然地接受了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可是为时不久，他们从实践中获取了经验，从与其他思想的接触中得到了启发，这群先进的青年中间起了分化——其中一大部分走向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四五年来，这部分青年的影响日见其落实壮大，逐渐扩展到欧美的华人社会中去，以致到了今天，我们可以看见一个相当有力的运动，兴起于世界各地的华人青年中，它正图谋使新中国走向真正符合于社会主义民主利益的道路去。

在这个转变的气运中，我个人谈不上起过多大作用，但毕竟不是全无关系。当一个人走近生命旅程的终点时，看见前面出现的竟不是夕阳已堕的一片昏暗，而是朝暾初露的瑰丽景色，这该是十分可喜的事。

这是完全出于我意外的事：三十年前我在偏僻的澳门写成，以极其简陋方式刊印出来的《回忆录》，先后竟已有日、英、德三国文字的译本，现在又快要有法文译本了。个人的喜悦是毋须说的，因此引起的感想也很多，但是除了给英译本写过一篇短短的后记外，我不曾为以前三种译本写序。这次法文本出版，本来也不想说什么多余话。只因年来见到不少专家学者对本书所作的评论，听到过很多读者给我提出的意见，趁此机会，想作一个简短回答。

很显然，我不能谈及所有的批评和意见。在大致可以分为赞许与苛责的二大类中，我将不谈前者而只谈后者。即使对于后者，也只能选取其中有代表性的几项，略抒己见。

有人称我的书是中国托派的一首挽歌。有人说它只是中国革命史的一条脚注。又有人说它是描写一群狂热者为一个注定失败的事业而苦斗的一出悲剧。

看一个严肃的政治流派到底是一个注定失败的事业，还是一个极有成功希望的事业，依我之见，不应该看它在某一时期的组织大小，力量强弱，乃至暂时成败，首先要看它的基本立场是否符合客观需要，是否经受得起历史的考验。

托派所以产生并赖以存在的政洽基础是不断革命论。这个理论，我认为不但已经为过去的革命证明为正确，而且为目前的事实证明为极端必要。

首先我们看到，本世纪内两次最大的革命——一九一七年十月的俄国革命与一九四九年推翻国民党统治的中国革命，都是遵循了不断革命论的战略路线而获得胜利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是有意识地，而中国共产党则是不自觉地（即违反了他们原有的立场地）在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中，夺取国家政权，建立工农专政（虽然在中国所建立的这个专政，从一开始就可怕地歪曲了的），并由此开展社会主义的前景。

其次，我们知道中国与国际的托派从来坚信：落后国家的革命者在民主革命胜利中建立起来的工农政权，只有对内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对外执行国际主义政策，才能巩固并发展这种胜利。同时他们坚决相信：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只有被安排在世界革命的前景与全局之中，将它们当作国际社会主义整个体系的一个部分，才能真正完成。

因此，苏联的可怕堕落，中共胜利后竟造成了“史无前例的浩劫”，决不能用来证明不断革命论那个基本立场是错的，即不能证明共产党人在一个经济落后国家民主革命中强夺政权这条路线是错的。相反，它们恰恰证明了不断革命论另外一个基本立场的正确，即它们证明了在一个国家之内，特别在个落后国家之内，社会主义是无法建设成功的。它们证明了如果对内没有符合广大民众利益的民主措施，对外没有彻底的国际主义政策，这些国家非但建设不成社会主义，而且要想保持并巩固一个健全与进步的政权都不可能。“一国社会主义”的结果，正如我们已经目睹与身受的，只能是斯大林式与毛泽东式的“新封建”统治，甚至是波尔·波特式的狂妄与野蛮的残杀罢了。

因此，我绝对不以为托派运动是一个“注定失败的事业”。过去不曾是，将来也不会是。在今后，我深信只有托派主张，特别是它有关民主与国际主义的立场，才能使今天陷进穷巷而力图改革的中苏等国家找到正确出路。这在另一个意义上，也就是说，只有这个运动获得成功，才终于能使人类不会睁着眼睛走向自我灭亡的灾难。

也因此，我非但不为我过去的思想行为感到后悔，反而以我能将一生参加于此一“悲剧”为荣。至于我这本书到底是中国托派运动的一首挽歌，或者，它将成为国际托派运动全面胜利时那首凯歌的一支短小的序曲，我不想作任何猜测，只有历史老人才能回答的。

最后，我必须对已故的比艾·佛朗表示怀念和感激，他是我这本书的热心读者之一，是第一个企图将它译成法文的人。这里，我更要感谢马丁妮·波那堂娜与比艾·罗舍二位同志，没有他们无私与热情的帮助，没有他们的翻译与推荐，这本书是绝无可能与法国读者见面的。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决定重印我的回忆录的英译本（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一九八O年初版），使我非常高兴。

这个重印本的问世可以说适逢其时，它正赶上了斯大林主义的总崩溃。自从去年春夏之际开始，在那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所有国家里，发生了，而且还在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个变化来得如此的富有戏剧性，以致不论是赞成或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都竭力想弄清楚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要弄明白斯大林主义今天何以会崩溃，我想，首先得知道它过去是怎样形成的。我这本书的主要内容，亦即它的中心故事，这是叙述一个中国革命者与他的同志们一起从一九二七年开始，最初在苏联，然后在中国，如何反对斯大林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全部经历。当然，这点经历是有限的、部分的，但它总已提供不少资料，让人能够形象地看到斯大林主义及其变种毛泽东主义如何产生、兴起以及它们在苏联与中国的终于得势。并且在某种限度内，它或许能帮助人们去预料斯大林主义及其制度的未来。

新局势提出了新问题，或者应该说，新局势重新提出了一些久已被认为不成问题的老问题。趁着这个机会，我很想谈谈它们。这些问题中最常见的或最多听到的有斯大林主义到底是不是社会主义？它的崩溃是否证明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破产？能够与将要代替斯大林主义的是否只能是资本主义？从此以后，资本主义是否将永存不替；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将以反动的空想而记录在历史的总账上？

我对这些问题的总回答是一个“否”字。我曾经将我一生中最大部分精力花在为社会主义而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上。这个事实本身纵使在某种程度内影响我的思考，却不是使我用“否”字来回答问题的主要理由。在新局势中，即使老问题也必须联系新事实来考虑、来解答的。面对上述诸问题，我确实好好地思索过了。我也尽量考虑过别人对这些问题所提出的意见。结果我还是认定斯大林主义的破产绝不等于社会主义的破产。我仍然不相信资本主义会“万寿无疆”，我仍然相信人类的前途有赖于真正社会主义的实现。

非常遗憾，我的健康情形不允许我为这些信念作充分的理论说明。同时一篇短短序文也不是大发议论的合适场所。为了稍稍补偿一下这个遗憾起见，我这里想借用乔治·奥威尔在五十二年前写下的一段文字。那是他在评介佛朗次·鲍克诺博士(Dr.Frans Borkensu)所著《共产国际》一书的文章中说的：

“鲍克诺博士以为共产国际政策诸多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与列宁所预料的，而且在俄罗斯多少已经发生了的那种革命，在先进的西欧国家中，至少在目前却是谈不到的。我同意他这个看法。可是接下去，当他说西方民主国家的前途只能在或者是法西斯主义，或者是通过所有阶级的合作来实行一种有秩序的改造，这时我却与他分道扬镳了。我不相信有第二种可能。因为我不相信一个每年收入五万英镑的人，能够或者愿意同一个每周收入五先令的人合作的，他们之间那种关系的性质十分简单，那就是其中的一个人在抢劫另一个人；我们没有理由相信那个抢劫者会‘改过自新’。因此，如果西方资本主义的那些问题真要得到解决，看来只有一条第三途径，经过一次真正的革命运动，亦即经过一次这样的革命，它能实行各种激烈改革，如属必要，它又能应用暴力来实行这些改革的；但在同时，它却并不像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对待民主的方式，它是能够保持民主政治的基本价值的。这样的事情决非不可想像。在许多国家中早已存在着这种运动的萌芽，而这些萌芽是会生长的。无论如何，如果它们不能生长的话，那末我们正生息其中的那个猪圈是没有出路的了。”（见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二日《新英周刊》）

我不是“奥威尔主义者”，但是在上引这段话里，除了我不同意他表示同意于鲍克诺的看法，即认为马克思与列宁所预言的革命不可能发生于西方民主国家这一点外，我都可以同意，都认为说得很好——当然，他笔下的“共产主义”一词是必须改为“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上存在着阶级是事实；要求“抢劫者”与“被抢劫者”自愿合作是空想；希望“抢劫者”自愿“改过自新”，自愿放弃“抢劫”，那更是自欺欺人。奥威尔所期望的第三条道路，即既非法西斯主义，又非斯大林主义的道路：它一方面能实行激烈的、必要时不借凭借暴力来进行反对与打倒“抢劫者”阶级的革命，同时，在另一方面能竭力保持并扩大人民数百年来斗争得来的民主权利——确实是人类能脱出“猪圈”，能进入平等、自由与民主的惟一道路，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惟一道路。

可是这样的道路与托派共产主义者的历来主张有什么相干呢？依照通常的看法，托派之异于斯大林派者，不是只在于前者比后者更激烈，更可怕，更主张独裁和集中，更不要民主吗？这样一种笼统抽象的说法，非但不正确，而且是有意的歪曲。我不敢说奥威尔所说的运动的萌芽是否指的托派，或包括托派；但我应该说，托派的立场正是代表了这种“萌芽”。托派过去的思想和实践，在我所讲的故事里已多少作了叙述。它们是否像人们所指责，读者们读了我的回忆至少在中国问题上已可以作出自己的判断。这里我只想再指出这样一个事实：正是托洛茨基和他的一群同志们，最早（一九二三年起）与最有系统地（在《新路向》一书中提出一连串的主张和批评）出来反对苏维埃国家的堕落；正是他们，一贯反对“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幻想；正是他们最早与最不妥协地起来反对官僚独裁，要求工农大众的民主，并要求苏维埃内部实行多党制，要求共产党内部准许派别存在。他们一直进行这种反官僚斗争，直至被革职、被开除党籍、被送进监狱或被逐出国，以至被处死或被谋杀。

总之，那是托派，而且只有托派，在过去七十年中，恰恰为了实现上引奥威尔所期望的“第三条道路”而斗争，而不惜付出一切代价的。

今后的世界，无论目前正陷于分崩离析、仿徨觅路的原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或者表面繁荣而实则充满矛盾的资本主义国家，要想找到真正出路，是否只有依照托派已有文件中定下的具体方案呢？我不这样想。人事太复杂，“历史老人”太狡黠，任何个人或任何团体制订的方案，总得随事变的发展而发展。但是，就基本方针说，我深信，只要这个社会里“抢劫者”与“被抢劫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对立继续存在，那末托派的方针，亦即马克思当年定下的方针是不会过时的。

这个本子完全是牛津版的重印。除了校正初版中若干印刷上的错误，以及英译者对他的导言略作改动与补充外，这里只增加了本书原有的最后一章：《在寂寞中思索》。这一章当初为应出版者削减字数的要求而割舍了的。此外，我又将我为法译本所写的序言附在后面。

我这里要对Alexander Buchlnan表示深深的感谢。没有他长达二年的不懈努力，这本书的出版是不可能的。他是我五十年前在上海结识的老朋友，我们曾经在那里一起工作，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

利用这个机会，我还要对本书的英译者Gregor Benton表达我对他久欠的谢意和感激。多亏他的既忠实而又有创造性的翻译，我这本回忆录不但和英语世界的读者结缘，而且还能借以转译成德、法文字，与更多的朋友们见面。他不但是我文字上的合作者，而且是我生活上的一位支援者，没有他的帮助，我最近十五年的欧洲流亡生活会遭到更多困难。

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统一大会写给国际书记处和托洛茨基的信（第一号报告）

中国反对派的统一大会已于五一这个历史纪念日在上海召开。出席代表共十七人，另有四名列席代表。他们一共代表了（原属于四派的）四百八十三名成员。大会通过了我们的共同政纲，还通过了别的几个决议案——这些议案是预先在统一委员会中起草的。大会选出一个全国执行委员会（其中包括九个正式委员和四个候补委员）。全国执行委员会又选出其中五人组成书记处。我们的组织已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它的机关报定名为《火花》。我们的政纲与各个决议案将于最近将来翻译成欧洲文字。

中国反对派的统一引起了反动派的注意，也引起工人大众的注意。我们相信，在国际左派反对派的领导之下，它定能完成它伟大的历史任务。我们希望今后在〔国际〕书记处与中国支部之间能建立起经常的与密切的关系。

托洛茨基同志的图书室被焚毁的消息，我们是从资产阶级报纸上获悉的，现在又让你们的通告给证实了。我们已设立一个特别委员会，为重建托洛茨基同志的图书室募捐。致

从资产阶级报纸上我们得悉您那个无法估价的珍贵的图书室被焚毁，这消息又让国际书记处的通告给证实了。对此，我们感到最大的痛惜。为得重建您的图书室，我们已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进行募捐。

四个分别存在的中国反对派现在已经统一了。我们希望这个好消息能多少补偿您新蒙受的巨大损失。

统一大会是在五月一日这个历史纪念日召开的。从各个反对派团体选出了十七名代表，此外还有四名代表列席。我们〔预先〕起草的共同政纲和其他决议案已由大会通过。这些文件在最近将来会翻译成外文。从今以后，中国反对派是一个单一组织了，它的口号也将是单一的（按：上面这句话原稿上无法认清，大意如此——译者）。关于中国的一般情况以及我们这个运动的特殊情况，我们将会给国际书记处和您另写详细报告。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按：上面这两封信，都是从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托洛茨基档案中找到的。未编号，原件都是英文。第一封信又附有打字的俄文翻译稿。我把它们翻译出来，作为附录之一，因为——

中国托派的这一次大会，不但是中国托派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件大事。但因开会后不及一月，组织便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大会的所有文件和记录都损失了。

这次大会的经过，因此只保留在少数几个参加者的记忆中。没有文件帮助，各人的记忆势必有所不同。例如出席大会的代表究有几人，这和出席中共第一次大会的代表人数一样，长期间定不出一个确实数目。这个简短的报告都确切地解决了问题，正式代表十七人，无表决权代表四人，他们代表了原来分属于四派的四百八十三个成员。它又告诉我们：大会给新组织选出的领导机构包括九名正式委员，四名候补委员。从九名正式委员中又选出九人成立书记处。未来机关报的名称也决定了：定名《火花》。

上述诸点，都是与郑超麟的忆述的相符（见本书《从四派到统一》一章中与此有关的校者注）。又从二信的笔迹与粗浅的英语来判断，写这信的人确实不是罗汉而是我。——一九九三年八月．王凡西。

王凡西的这本回忆录从好几个方面来看，都是一个独特的文件。在政治方面，它回顾了从一九一九到一九四九年期间发生在中国的革命斗争，它是由一位斗争的参加者，由这个运动的老战士之一来讲述的。它讲的又是一个优美与动人的故事——是将一生完全献身于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的故事，是以感人的谦逊和自抑来叙述的一个坚决与勇敢的故事。

那些最具理想主义的革命家们〔中国托派〕，在那改变亚洲面貌的巨大斗争中几乎不曾起过实际作用，这是事实。但是，他们在这个大斗争的历史上却还是取得了一个光荣的位置。王凡西也许是中国托派中不曾瘐死在蒋介石与毛泽东监狱中的最后的生存者，现在写下了这些战士们的努力的宝贵记录，因此，他会赢得未来历史学家们的尊敬和感激。

在二十世纪的历史中有的是政治流亡者，其中只有少数几位，由于命运之戏剧性的逆转，胜利地结束了他们脱离故土的漂流岁月——有如列宁、莫加贝、霍美尼。这些流亡者中的极大多数却是像圣经创世记中的伊希美尔一样：始终是漂泊流浪、默默无闻地终其一生的。

中国的托派，比之以近代其他一些〔革命〕流派，有更大的可能会遭到此种湮没无闻的命运。跟俄国的托派一样，中国的左派反对派在革命斗争中曾经遭受到迫害、镇压、以至于四散流亡，他们的文献记录遗失了，他们的存在被官方的党史肆意抹煞了。

王凡西是少数现尚生存的见证人之一。一九五七年，在葡萄牙殖民地澳门，他决心把他所知道的有关中国托派运动的种种写下来。他原是这个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用回忆录的方式来写这段历史，但他坚持不把它写成为太属于个人性质的自传。他将自己的种种回忆联系贯穿起来，并依据少量由他从中国携带出来的文件，写成了这本书。⋯⋯

（《双山回忆录》日文本翻译者，横滨市立大学商学部助教授）

著者曾经说：这本书只是一个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回忆录，它不是一部中国托派史；但是读者却能从中知道中国托派的发源、发展和失败的经纬。对于中国托派的历史，我国除了因彭述之关系而作的若干介绍外，可说完全不知。这部译作却填补了这个空白，有助于我们对现代中国的理解⋯⋯

王先生的书对他的个人生活几乎完全不谈，但这本书却给了读者以一种精彩的叙述——叙述了个人如何发现了他在人生中应扮的角色；并且如何顽强与坚韧地扮演这个角色的一种情景；任何一个不为偏见蒙住眼睛的读者，都会被这个富有人情的文件所感动，并且承认它作为中国革命第一手记述的那种价值。⋯⋯

《双山回忆录》作者王凡西是一位托洛茨基主义者。他所写的这本书，据笔者所知是中国托派成员中惟一的一本自述。本书文笔清畅，内容朴实无华。仅仅基于此点，这本书就值得注意。

综观《双山回忆录》一书，所记固是三十年中个人的经历，重心却在记述中国托派的兴衰。历历直陈，不厌烦琐。凡研读我国现代政治社会思潮者，此项第一手的资料，不可不读。⋯⋯

王凡西君的故事从那个时候开始，当时莫斯科约莫有二百名中国学生——约等于孙中山大学与东方大学中国学生的半数——倾向了左派反对派，反对斯大林，而此时（一九二七——一九二九）托洛茨基已被打倒，并且己被流放了。本书作者是这个中国学生中的反对派的发起人之一，目前他也许是他们中间惟一的生存者。当他回到中国之后，他在莫斯科的一位接替者将托洛茨基主义者出卖给斯大林的秘密警察，然后，此人自己悬梁而死。斯大林于是逮捕了这些左派，接着，他把他在学生中的傀儡王明扶植起来，去充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并因此酿成许多灾难。

作者这一段叙述乃是这本书中最精彩的一章，另外一章也让人极感兴趣，那是他本人在蒋介石监狱中的悲惨经验的回忆。至于那几百个托派被中共开除及内部派系纠纷则是令人读着烦厌而且悲惨的。那些比较软弱的兄弟们让国民党的镇压给压倒了，其中有一人甚至当上了蒋介石秘密警察的一个头子。而其余（比较坚强的）大多数同志则首先被国民党，接着被日本人杀害或监禁了。

这本书产生于葡萄牙的小殖民地澳门，它的起始发源是寂寞与寒怆的。最初的本子是用手写在脆薄的蜡纸上，仅仅油印了二十本。其中一本为一位斯堪地纳维亚的水手[1]在香港取得。他将此书带到日内瓦的海员工会总部。一位女汉学家的丈夫从那里获得了这本书，再由他转到我的手里。这个油印本子现藏于美国康乃尔大学的图书馆。此书〔指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译木〕的译者大概是从著者本人那里获得这个本子的。

王的一生记录是有价值的，因为它并不是怨天尤人的情绪发泄与教条式的判断。它是介于自传与历史之间的东西。它不是作者个人的生活记录，可也不是广泛的历史叙述。对于历史家来说，最能引起兴趣的，乃是他所描写的如何与彭述之——这个现尚在世的惟一的中国托派领袖——之间的冲突，或者，是他论及托派对文化与文学发生影响的地方。

这部书有三个最重要部分：一、关于当年莫斯科中国学生的生活与斯、托二派之间的斗争⋯⋯，二、对于工人运动的分析以及他对中共与托派在这方面的批评⋯⋯，三、他谈到那由五四运动中发挥出来的诸原则：民主、文化表达的自由与广泛的人道主义——从而提醒人们：五四时代的遗产并不限于偶像破坏；并不限于狭隘的民族主义与关于阶级斗争的教条式的看法。

（见一九八一年英文《中国季刊》秋季号五二八至五二九页）

⋯⋯我觉得，无论作为一种政治性的遗教，或作为对年轻一代革命者的教育材料，这本书都是有价值的。在托洛茨基主义的文献中，于此增添了一个很有用的文件。

还想说几句与我个人相关的话。你的回忆录当然勾引起我在遥远的上海过的那些日子，让我记起我和中国同志一起干的工作。如果我们的努力不曾产生出预期的结果，如果在第二次中国革命中我们的人被挤到一边，可是我们至少在黑暗的反动条件下保持了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我们保证了我们的运动的继续向前。对于这项成就，谁都不能低估它的重要性的。

好了，亲爱的朋友，当你的回忆录的英文版问世之时我向你祝贺。

读着你的书，我非常激动。我要想尽一切办法，使我们更多的同志读这本书。这本书是以中国的几次革命作背景的。他们读这本书的时候，将会看到我们的运动并非像他们一向所见的那样：只是一些思想、原则、政策等等；而且——你的书中看到——又是由怀着希望、受尽苦难、具有〔高尚〕品质而又非没有缺点的人物所推动的。

谁想知道一点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到现在为止，总只能或者去读一本被党核准了的书（例如胡乔木写的（中共三十年史）），或者去读王明写的自传《中共五十年与毛泽东的叛变》。读这两本书，人们得到的一种完全相反的印象。但虽如此，这两本党史却具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都在极大程度内完全抹煞中国共产主义的第三个流派——托洛茨基主义派。

王凡西的这本回忆录（法兰克福社会主义出版社出版），却不仅弥补了这个缺陷，而且，即使对于相当熟悉这方面历史的人来说，也开辟了一个新境界。

（见一九八四年三月号德国法朗克福出版的《新中国》杂志）

凡是参加革命社会主义运动的人，一定会有这样的感想：他们是在继承一个革命传统，而这个传统是反映着成千上万、最有远见与怀有理想的先驱者的生活和热情的。这些同志们生活在与活动在不同的国家与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也不知道他们的生活经历。这样的同志是为数甚多的。不过也常有这样的事：时常有人从世界的某地给我们带来了消息，让我们至少能够活生生地看到这些人中的几位。这时候，历史与理论便变成不再是抽象的东西了，它们给赋子了个别人物的呼吸和脉搏，他们用思想、感情与经验使革命运动生动起来了。王凡西的《回忆录》便是起了这样一种作用的。

（见美国纽约《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一九九二年五月号第九十六期）

王凡西的回忆写到一九五二年为止。这个年头，对于他曾经协力造成的那个运动来说，是异常阴暗与令人沮丧的一年。毛派得到了意外的胜利后，许多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最初认为北京的新政权决不会超越它的资产阶级性质。但是，这新政权仿佛跟这些人的预见开玩笑似的，它很快开始向激烈的反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前进；它似乎已处于无懈可击的地步了。当托派遭到如此严重失败的时候，王仍能坚决反对毛派，并且对自己的想法仍抱毫不动摇的乐观态度，那是由于他深信：一个制度如果它的决策大权仅仅操于一小撮“精英分子”之手，而对任何不同意见都加以粗暴镇压的话，其结果必然会促成它自身的毁灭。⋯⋯

他们的遭德与我们的道德托洛茨基著李书勋译上海出版一九三八香港翻印一九七五

[1] 这里由于传闻失实，卡庚弄错了。将这本油印的回忆录带到欧洲去的是一个中国海员，是著者的朋友兼同志——梁四。——编者l993年8月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