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阶级运动中的官僚制问题是从全日制干部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占据常设机关的中上层职位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只要工人阶级的组织还仅限于是一些小组，还不存在机关和全日制干部，这种现象也就还不存在。至多是有一个如何处理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关系的问题，后者是来帮助创立还处于萌芽状态中的运动的。
但是，如果没有全日制干部和职员，那么群众性政治和工会组织的发展是不可想像的。最起码的，仅凭志愿劳动便无法收集和集中管理几百万会员的会费。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帕尔乌斯清楚地说明了这一倾向：
“显然，一个有着近200万党员、在帝国议会有着近50名代表、拥有几十份报纸、每年举行几千次集会的政党——这样一个党需要庞大的鼓动力量，需要数量巨大的和复杂的组织和宣传机构。企图仅仅依靠个别鼓动者的自我牺牲精神来建设这样一个运动是极其愚蠢的，即使是最有良好愿望的人，党也不能够支配比他们的业余时间更多的时间。因此，一个由几百名鼓动家组成的政治中间阶层就成为一个现实，没有这样一个阶层，党在其现有的规模上根本就不能够存在。”〔1〕
机关的发展使工人组织具备了阶级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社会分工。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被安排从事生产劳动，而文化的生产和吸收——以及积累的职能——则几乎为其他社会阶级和阶层所垄断。后一种劳动的性质——非常消耗体力和情绪，特别是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决定了无产阶级的大多数不能够获得和吸收最先进的科学知识，或者在生产和直接的物质消费活动以外持续从事政治和社会活动。因此，在资本统治下，无产阶级通常是处于文化欠发达的状况。这就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
随着由专业干部组成的机关的产生——这些专业干部的专业知识对于弥补现代无产阶级的文化欠发达是不可或缺的——就出现了工人阶级组织自身分裂为执行不同职能的不同阶层的危险。专业化会导致日益增长的对知识的垄断和信息的集中。知识即权力，对知识的垄断导致对人的统治，所以，官僚化的倾向如果不受阻止的话，将会导致出现在新的统治者和被统治的群众之间真正的分裂。
帕尔乌斯认识到了这个危险，但是却没有看到它的物质基础，而把它仅仅归结为机械的程序主义：
“这是无产阶级的官吏，他们中的某些人因为领取津贴而尤其像个官吏，但是这个官吏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官吏的报酬都更差，并且从事最琐碎、最杂乱的工作而负担过重，这种工作实际上超出了人所能承受的极限……
“但是，正由于这个政治中间阶层这样具有依赖性，它能够最精确地反映一般政治条件。它能够对从上面或从下面施加于它的压力作出迅速的反应，但是，如果从哪一个方面都没有压力的话，它便按照一种机械的程序运作了。”〔2〕
帕尔乌斯没有认识到的一个主要趋势是无产阶级干部阶层——即处于萌芽中的官僚——倾向于成为一个独立的阶层，但是，这只是一个潜在的危险，这里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可避免的。有力的反作用可以并且确实存在着。
工人阶级的集体组织同时也是个人实现部分自我解放的渠道[1]。〔3〕从一开始，工人们创造这样的组织，就不仅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免受资产阶级社会的无情勒索和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而且还是为了教育他们自己和提高他们的一般文化水平。为了一份人的尊严而斗争，这是让所有旁观者都感到震撼的年轻的工人运动的一个特点。[4]这个特点在寻求自我保护的小组织转变为群众性组织以后并没有消失——而是恰恰相反。
在群众性工会和政党发展的同时，工人阶级的文化组织发展到有数以千计的成员，后来则发展到数以万计、数以十万计，而报纸、小册子和——在更有限的条件下——书籍则成为越来越多的工人的读物。一个完整的、与资产阶级文化对立的文化成型了，这既是工人阶级从资产阶级的影响下独立出来的途径，又是个人在文化上解放的手段[2]。[5]罕丽达·罗兰－霍尔斯特，在她的论群众性政治罢工的小册子中，很好地总结了群众自我组织的这一方面：
“无产阶级的组织集合了有同样社会地位的人们，他们有同样的兴趣和同样的目标。他们自愿地结合起来，并且了解他们之间的相互需要。它的力量在于自我牺牲的精神、激情和对群众的爱；他们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可以用来蔑视他们自己。正是为了这个原因，他们才是不可摧毁的。他们的形式可以被毁坏，但是要想从群众那里夺走那种对共同命运的意识，那种目的的统一性，却是不可能的……
“现代无产阶级的一切力量和一切自信都建立在组织的基础上。组织所给予现代无产阶级的，正如武器给予封建贵族的，金钱给予资产阶级的，是抵抗的能力、骄傲和尊严。一个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是地球上最虚弱的生物；他在任何一次威胁面前战栗；对外人的依附感经常地侵蚀着他的道德，使他怯懦和卑躬屈膝。
“组织不但教育无产阶级学习阶级斗争，而且教育它学习整个的社会生活。在组织中它学会了怎样统治它自己。”[6]
罗莎·卢森堡，发展了马克思关于工资受“道德的、历史的”因素影响的概念，提出了生活水平的“文化－社会最低标准”的公式：
“工会的主要功能是，通过扩大工人需要的范围和发展工人的道德，第一次建立起了文化－社会生存的最低标准，这个标准代替了生理生存的最低标准，也就是说，他们创造了这样一种文化——社会的工人生活标准，一旦工资降低到这一标准以下，就不能不引起集体斗争和抵抗运动。这里同样体现了社会民主主义的伟大经济意义；通过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唤起广大的工人群众，它提高了工人的文化水平，并因而提高了工人的经济需要。”[7]
比文化进步更重要的是无产阶级以及这个阶级由以组成的个人所取得的自信。胜利的阶级斗争可以把精神萎靡的、逆来顺受的和受尽蹂躏的人们变成富于挑战性、斗争性和充满自信的战士，敢于在任何企图侮辱和压迫他们的人面前挺起身躯。在工人阶级的组织中，人们强烈地体会到这一转变。所以，当倍倍尔在帝国议会中被问到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所谓的权威主义的问题时，他可以完全出于真诚地回答：
“〔我们的〕一大优点就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权威。如果说在我们党内有权威的话，那便是个人……通过他们的活动、他们的能力、他们的自我牺牲和他们对事业的奉献而赢得的权威。在我们党内没有其他的权威；我们不知道任何人为的或是强加的权威。党员们相信站在他们面前的人能够完全代表他们的利益，他们因此自然会将这个人安排到可以信赖的必要职位，因而这个人也就担任了拥有权威的一定职位。但是，只要你看看我们的党代表大会，就知道这种拥有权威的职位其重要性是多么微不足道。如果我们做了什么别人不喜欢的事情，李卜克内西和我自己就得在那里被哪怕是我们当中资历最浅的同志，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质问和攻击——这在其他党是不可能发生的……我们怎么可能对任何同志都采取专制的态度呢？那样非闹翻天不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有纲领性的原则，有明确的组织规定，我们与所有党员一样都要遵守这些规定。谁违反了规定，企图得到一些他没有权利得到的东西，那他就是给自己找了大麻烦。没有任何党像社会民主党这样积极地反对专制的倾向，社会民主党就其精神和本质来说是彻底的民主主义政党，并且为了实现它的目的它也必须是这样的党。”[8]
在这次辩论结束的时候，威廉·李卜克内西同样真诚地证实说，社会民主党的力量恰恰在于“领袖不过是必须与广大群众在所有场合并肩前进的普通士兵”。[9]
这就是说，从职业机关的发展产生出来的处于萌芽中的官僚化的倾向，可以通过不断提高普通成员的文化水平、自信心和对自身权利的坚持而得到制止，只要内部民主(倍倍尔所说的“组织规定”)得到尊重以及组织仍然忠于社会主义的目标。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条件：那就是社会主义的领袖，通过在组织上和政治上争取和切实地实施必要的防范，自觉地与刚刚产生的官僚化作斗争。
自从官僚化开始成为一种政治倾向以来，自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马克思主义者就完全清楚地知道，甚至是在推翻资本主义之后，工人阶级的组织都有可能被官僚化。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列举了保证“公社－国家”从根本上不同于资产阶级国家的各种措施——基本上就是，最大程度地公开一切政务，由基层自由地、民主地选举一切官员，所有代表可以随时被撤换，以及官员〔代表)的收入限于有技能的工人的平均收入水平。马克思又说；“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这一口号，因为它取消了两个最大的开支项目，即常备军和国家官吏。”[10]
在为马克思的这篇小册子所写的导言中，恩格斯明确地指出：
“公社一开始就得承认，工人阶级在获得统治时，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一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它的压迫机器，另一方面应当以宣布它自己所有的代表和官吏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来保证自己有可能防范他们。”〔11〕
据此，列宁得出了下面的结论：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由工人代表组成的所谓的‘议会’当然会‘制定议事章程和监督……机关的管理’——但是这个机关不再是‘官僚的’。工人们，既然已经夺取了政权，将打碎旧的官僚机关，将它彻底打碎、根本摧毁；他们将用一个新的，由同样的工人和职员组成的机关来代替旧的机关，为了防止这些工人和职员变成官僚，将立即采取马克思和恩格斯详细说明的那些措施。”〔12〕
在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增加了另一项措施，我们今天甚至更加要坚持这一措施，它对于成功地进行反对官僚化的斗争起着核心的作用：那就是，极大地缩短工作日。列宁的公式是：6小时工作＋4小时管理活动，从而使所有人都能够从事两种活动，因而在工人阶级组织中，包括在苏维埃中，不再出现社会分工。今天这个公式则可以是：4小时工作＋4小时(自我)管理。
在本世纪初，卡尔·考茨基发表过一部杰出的著作《基督教的起源》，在其前言中，他曾经提出工人阶级的运动和工人的国家也许会与天主教会在公元4世纪君士坦丁大帝时期成为国教以后一样经历一个官僚化的过程[3]。〔13〕当然，他认识到不能过分强调这个比喻，但是他想要据此提出一个社会主义运动所面临的真正的问题。
考茨基自己的回答是饶有趣味的。马克思仅仅关注于制度保障，他的回答超出了这个范围，预见到了后来托洛茨基的观点。考茨基指出，如果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时的历史条件与天主教会取得胜利时的历史条件——一个生产力停滞和衰落的时代——相类似的话，那么这个比喻就完全能够成立。但是，实际上、工人阶级在今天夺取政权的条件恰恰不是这样。因为社会主义意味着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并为劳动分工的消亡和大众文化水平的革命性发展准备条件。因此，官僚集团的胜利从历史的观点看是不可想像的。
但是，从后来的实践看，可以想到两点反对意见。如果工人阶级被迫在生产力急剧下降的情况下夺取政权，比如在俄国，那会怎么样？[4][14]如果革命没有传播到其他国家，而是孤立地存在于一个文化落后的国家，那会怎么样？[5]〔15〕如果官僚化的过程已经深入，束缚住了工人阶级的群众性组织，从而使夺取政权或者不可能发生(并使社会陷于“两个相互斗争的阶级一起走向灭亡”的境地，在恩格斯看来，这是古代文明解体的原因)，或者只能在极其不利的主观条件下发生，那会怎么样[6]？[16]
列宁主要关注的是国际社会民主党右派的政治机会主义〔17〕，而托洛茨基早在1905－1906年就注意到了在这一趋势中所包含的社会保守主义。[18]罗莎·卢森堡更明确地将这一保守主义与官僚化的过程、特别是工会的官僚化过程联系起来：
“工会领袖们所从事的职业活动的专业化，以及由于在和平时期所进行的孤立的经济斗争自然要使他们的眼界受到限制，很容易导致在工会干部中间产生官僚主义和观点狭隘的问题……
“令人作呕的奉承和没有根据的乐观主义成了每一个‘工会运动之友’的责任……
“与这一理论倾向密切联系的是在领袖与基层成员之间的关系的巨变。原来是由不领报酬的同事，出于纯粹的理想主义，通过地方委员会进行集体领导，现在则是把作出决策的主动权和权力交给工会干部，而把被动地执行纪律的美德留给群众。官僚主义的这一黑暗方面，对党来说包含着严重的危险，而最近的创新，即设立地方党书记的制度，则会很容易地——如果社会民主党的群众不小心的话——导致书记成为执行党的决议的主要机关，而不再在任何意义上被视为被任命的地方党的生活的推动者和指导者。”[19]
这样，倍倍尔所说的防止群众组织官僚化的三个保证之一——内部民主，成员可以完全独立和自由地提出批评意见——就被严重削弱了。
根据1919年意大利阶级斗争的更先进的经验，葛兰西进一步认识到工会官僚是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他甚至用了“等级”这个说法，这也是托洛茨基后来用于苏联官僚集团的说法。
“工会领袖的选拔从来不是根据工作能力，而仅仅根据是否胜任法律方面、官僚主义和煽动蛊惑的任务。组织越是扩大，越是经常地参与阶级一斗争，其活动的规模越大、范围越广，他们越是发现有必要将他们的领导机关缩减为仅仅是一个行政和会计中心；因而技术的和工作的能力就越来越显得多余，而官僚的、商业的能力就越来越占重要地位。于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工会官僚和新闻记者的等级就出现了，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与工人相区别的集体心理。他们最终所占据的地位，他们与工人阶级的关系，正如执政的官僚集团与议会制国家的关系：实行统治的是官僚集团。”[20]
在机关与基层成员之间的新的劳动分工的发展，几乎不可避免地要在思想(意识形态)的层次导致组织拜物教的现象。由于在整个资产阶级社会中都存在着极端的劳动分工，人们被束缚在十分狭小的活动范围内，所以在人们的认识中这会表现为将某一活动视为目的本身。特别是那些将自己认同于某一机关、长期生活于其中并据以解决生计的人：也就是那些全日制干部、潜在的官僚。
这一过程由于群众性组织中的另一个社会保守主义因素而得以发展：即局部胜利的辩证法。《共产党宣言》中的著名论断，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就其字面意义来说只是对19世纪的赤贫的、尚未组织起来的工人才是正确的。在历史的意义上，今天这一论断仍然成立，但是从眼前来看，今天的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确实有一些可失去的东西——也就是，它通过长期斗争从统治阶级那里争取来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利益。它从经验中了解到，如果资产阶级决意采取行动的话，它是会失掉这些已有的成果的。在群众性组织和整个工人阶级中，现在必须更加小心地估价每一次斗争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而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与组织起来的工人相比就更是如此。因为，除了能否得到新东西以外，总是有可能失去已经赢得的东西。
应当强调指出的是，局部胜利的辩证法反映的是真实的问题，而不是单纯靠正确论点就能予以解决的逻辑矛盾。这也不仅仅是一个“领导层背叛”的问题——这会把我们引向关于历史的阴谋理论。
但是，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官僚保守主义的根本原因，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社会民主运动和斯大林时代之前的苏联就已经表现出来了。我们把它称之为“保守主义”——并且认为它有害于无产阶级的利益，因而有害于社会主义的利益——是因为这种思想拒绝发动和支持更高水平的斗争，它预先假定任何革命的跃进——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际范围的——必然有损于工人阶级的利益。
局部胜利的辩证法，与一个实行普遍商品生产和极端劳动分工的社会的拜物教特点相联系，是由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衰落时代和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工人阶级运动发展的内在因素所决定的。但是，它倾向于破坏倍倍尔所说的防止官僚化的第二个保证：群众组织对社会主义理想的忠诚。组织拜物教实际上就是说党或工会越来越以它自己为目标，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变成了捍卫和巩固“组织”，而后者越来越等同于它的机关。伯恩施坦在世纪之交的修正主义论战中所提出的著名公式“运动就是一切，而目的是无关紧要的”，最清楚地说明了这种思想状况。[21]
这一过程的意识形态表现是一个多方面的现象，远不仅仅是一些花招，或有意识地欺骗、蒙蔽工人。事实上，“虚假意识”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欺骗。至少，官僚化群众组织的第一代领导人真诚地相信他们是在为社会主义工作，是为了保卫革命，他们以为捍卫组织就是在为他们的崇高的目标而斗争。自觉的欺骗和言行不一是后来逐步产生的，但仍然与自我欺骗结合在一起。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古斯塔夫·诺斯克在1914年跟随德国占领军来到布鲁塞尔，他清楚地表达了这种组织拜物教：“你们为什么这样敌视德国的占领？”他问比利时社会党领导人安西利。“我们的组织在德国比在比利时强大。我们享受普选权。如果比利时并入德国，组织就会变得更加强大。你们会得到普选权。工人力量会得到加强。”[22]德国吞并比利时所涉及的所有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民族方面的问题都视而不见或服从于“组织”这个关键的问题。诺斯克根本不理解，工人阶级如果被剥夺了它的基本民主权利，比如民族自决权，那么即使是选举权也会比以前大大削弱而不是大大增强；诺斯克的可怕言论不曾理解到这个事实，这使他成为德国军国主义的代言人。他实实在在地相信，“加强组织”是社会主义智慧的ABC。
更糟糕的还在后面。在希特勒成为政府首脑之后，工会领袖们绝望地企图通过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对纳粹作可耻的让步来拯救“组织”。他们声明欢迎和愿意参加“民族复兴”，甚至参加了纳粹领导的1933年的五一游行，把工人阶级的斗争日扭曲为粗俗的“德国劳工庆祝活动”，让雇主、工人和纳粹屠夫都“团结”在纳粹的口号下。〔23〕为了报答他们的投降，纳粹第二天就解散了工会，占领了他们的办公室并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工人们被社会民主党(以及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们搞得迷失了方向，士气低落，没有作任何认真的抵抗，坐视半个多世纪的艰苦努力所取得的成就毁于一旦。组织拜物教最终导致了组织的毁灭。
当斯大林在1927年提出他的著名的口号“干部决定一切”时，他指出了官僚制的存在和自我意识的关键。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官僚集团完全可以与各种形式的计划和市场机制的组合共存(虽然不能是普遍的市场经济，即资本主义)，但是，如果干部(即机关)的统治受到了质疑和颠覆，它便不再能维持它的统治。
组织拜物教不仅意味着把手段视为目标，而且意味着使目标服从于手段。这在斯大林化的共产主义运动中表现得很明显，苏联以外的革命斗争以及苏联工人阶级权利和力量的加强，都要服从于保卫苏联共产党的官僚机构和苏联国家的需要，但是，同样的逻辑，有时是以极端的形式，会在任何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中出现，以下面的情况为例：
工会积累了罢工基金，以便使他们的成员能够更有效地进行为了工资和其他直接物质需要的斗争。这是很自然的和合理的。工会的机关随后把这笔钱存入储蓄机构，使它能够以低利增长，只要这笔钱还处于半流动的状态，这种做法仍然没有什么问题。将会有更多的钱，以资助更长时期的罢工。但是，一旦这笔投资失去了流动性，是否进行罢工的决定(或至少是什么时候进行罢工)就不仅仅取决于多数会员的意志和客观需要以及对他们与雇主的力量对比的客观分析。罢工基金被束缚的状态，因而就会以一种与工人的根本利益或者工会起初的目标和功能无关的形式对结果产生影响。
当然，尽管有着由局部胜利的辩证法所决定的种种压力，但是有阶级觉悟的工人还是会不时地反对对工会目标的扭曲，以及反对处于萌芽中的官僚集团在本来是为了阶级解放而创立的群众组织中逐步消除工人权力和工人民主的企图。这种企图是要把组织的目标越来越推到后面的背景中去。但是，与此同时，对权力的篡夺把处于萌芽中的官僚变成了完全长成的官僚。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最终形成了：即工人阶级官僚。
这里，有必要把考茨基、倍倍尔、卢森堡、托洛茨基和葛兰西等关于反对官僚化趋势的论述综合起来——虽然自他们那个时代以后的经验表明，反对官僚化绝不是轻而易举的。早在1906年，罗莎·卢森堡就在德国工会运动中看到了官僚化过程是怎样进行的：
“把一个运动的所有头绪都集中在一些工会干部(一般是从外地派来的)的手里，使得对工会事务进行判断的能力变成了一种职业性的专业。普通会员被贬为无力进行判断的群众，他们的主要责任就是‘守纪律’，即被动服从……而在工会内部，领导机关与下层群众的关系则在更大的程度上是如此。
“这一观念的结果之一，便是这样一种说法，这种说法反对任何一种对工会实践的前景和可能性的理论批评，因为批评有害于群众对工会的虔诚的态度。从这种观点又发展出这样的说法，即只有劳动群众对工会斗争的效力给予盲目的、幼稚的信任，组织才能够争取和掌握他们……这种颠倒因果的关于群众没有能力进行批评和决策的理论。‘必须保护群众的信心’——这是很多工会干部遵循的基本原则，他们把对工会运动客观缺点的批评看做是企图扼杀这一运动。[24]
令人感受强烈的是，工会的自我辩护与苏联官僚集团的自我辩护是何等的相似：罗莎·卢森堡的公式可以几乎不改一字适用于它们两者中的任何一个。
但是，对权力的篡夺引起工人的反抗，因而不可避免地要伴随镇压、报复、威胁或者开除、分裂以及工人运动的深刻分歧。在遇到尖锐的危机时，这甚至会表现为向资产阶级当局告密，逃避工作，为警察的镇压提供掩护，甚至谋杀自己的同志[7]。[25]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这方面的纪录可以说是悲剧性的，并且是后来斯大林主义历史的一次也许不那么残酷的预演。
那么，为什么在工人阶级自己创立的群众组织和国家内部，拥有特权的官僚对权力的篡夺可以维持这样长久呢？为什么直到今天，至少是在世界各主要国家，这种现象仍然占统治地位呢？这个问题的原因必须在客观发展过程与“主观因素”之间的辩证的相互作用中去寻找。在官僚机构利用工人运动的暂时低落加强了他们对工人阶级组织的控制以后，他们帮助促成了工人运动的失败，这进一步在工人阶级中造成迷茫、混乱、怀疑主义和士气低落。为更高水平的运动所需要的新的希望、新的自信和新的视野，除了一小部分工人阶级群众之外，其形成变得更为困难[8]。[26]而这又进一步加强了官僚化的过程[9]。[27]
工人们并不愚蠢。他们注意到了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们看到他们用巨大的努力和牺牲创立和保卫的组织，在关系到他们基本生活的关键事务上反对他们的利益，所以他们感到被欺骗了。在他们的头脑中产生了这样的问题：“为了这个，真值得惹这么大的麻烦吗？”他们的回答并不是干脆地说“不”。他们仍然部分地认同组织。特别是当他们受到阶级敌人攻击的时候[10]。〔28〕有时工人们也会施展压力，在这些机构内部夺回一部分决策权。[29]但是，他们的基本态度仍然是怀疑的。你不可能连续地两次、三次、四次地被欺骗，而不得出一些负面的结论。你不想第五次被欺骗。
工人在群众组织中的相对被动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官僚集团实践和政策的结果，这又使官僚机构有了自我辩护的进一步根据。“你看”，他们说，“工人们是被动的。他们是落后的。如果我们不替他们做工作，工会或者党或者‘社会主义国家’就要崩溃。”[30]只要工人真地积极起来，甚至极大地积极起来，特别是在群众性罢工和革命前夕的高潮中，这种诡辩马上就暴露无遗。这时，这些官僚，不仅不让工人充分表现其积极性，而是利用他们的一切权力设置障碍。他们在工人阶级中制造分裂，他们与阶级敌人合作以停止甚至镇压斗争，充分暴露了他们根本上的保守和反革命的本质。只有经过这样的经历，经过根植于经济和社会结构危机的新一轮社会冲突和阶级斗争循环，才能够扬弃官僚篡权和工人消极被动的辩证法。
对于任何一个唯物史观的赞成者来说，显然，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群众性工人组织中的官僚——的出现是不能与它的特殊物质利益相脱离的。官僚领导人的思想状态就是对于现存社会制度越来越采取保守主义的态度，但是它同时还包含着要保全其特权社会地位的越来越强烈的愿望，包括他们的地位所能给予他们的全部的利益、权力和权威。在工人阶级最早的组织，工会和社会民主主义的群众性政党中，两个互有区别的过程分别在起作用。
首先，离开生产岗位成为脱产干部，对于一个工人来说当然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个人的社会地位——特别是当时还是12小时工作日，没有社会保障。不应当把这等同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或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的形成。在早期组织中工作的干部的物质生活条件中等，并且常常要在监狱中生活很长一段时间。尽管如此，但是从社会的角度看，他们还是比当时的其他工人生活得好。
其次，从心理角度上说，让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积极分子把他们的时间用于为他们的理想而斗争，要比在工厂中做机械性的工作快意多了——特别是当他们想到他们劳动的成果只会使他们的阶级敌人更加富有。
当然，个人社会地位的提高无疑包含着官僚化的潜在因素。那些占据全日制岗位的人很自然地想要继续占据下去。他们会努力保卫他们自己的位置，反对那些主张建立轮换制度的人。社会特权开始并不十分明显，但是等到组织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范围内取得了有力的地位，特权也变得显著了。
不仅如此，这时开始有必要选举市政府委员、议会议员和负责与老板直接谈判的工会主席——因而也就要在一定程度上与他们共处。还要任命报纸编辑，以及工人运动参与社会的种种活动的管理者。
这就又产生了一个真实的、辩证的、而不是无足轻重的矛盾。比如，当工人运动创办一份报纸时，它面对着一个真正的难题，即是否应用马克思的原则，全日制干部的薪金不超过熟练工人的工资。政治上最有觉悟的积极分子会接受这样的岗位，但是很多有才华的记者能够在其他地方挣到多得多的钱，他们会不断地受到诱惑去做收入更丰厚的工作。只要他们没有充分的献身精神，他们就有可能被融化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离开工人运动。
同样的，在由工人管理的城镇中，严格执行马克思的原则，会在大多数情况下疏远公共建筑师、工程师、医生和其他那些政治上觉悟水平不够高，但是从职业的角度看却更称职的人。同样的，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轻松的答案。如果平庸成了公务人员的标准，那么即使没有物质特权，同样也会滋生顺从主义和盲目服从。
在一个资本主义标准和价值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是不可能建设完善的社会主义人际关系的——即使在工人运动内部也是如此，只有一小部分高度觉悟的革命者除外。但是一个大规模的工人运动客观上与资产阶级社会结合得更紧密，要在其中实践共产主义原则就更困难。因此，总是存在着防范官僚化的特定障碍被逐步削弱的危险。
在资本主义衰落的历史时期，局部胜利的辩证法在其充分发展的形式上，表现为有意识地与资产阶级社会相结合，以及阶级合作的逻辑和政治。在改良主义和新改良主义的群众组织中，一切反对官僚化的障碍都不存在了。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不再把他们的一部分议员薪金交给组织——事实上，党和工会干部成了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内部的代理人，用美国社会主义者丹尼尔·德·来昂的公式来说，就是资本的劳工中尉。官僚主义的恶劣影响质变为官僚主义蜕变。
类似的三段论式的过程发生在苏维埃国家中。起初只是特殊的权力和由权力垄断而产生的政治利益，然后是带有物质性和文化性的社会经济特权，最后，是完全的蜕变。党一国家的官僚与经济管理官僚融合在一起，成为一个硬化的、不可变更的社会阶层(托洛茨基所说的等级)，它利用它的权力垄断来维持和发展它的物质－社会地位。工人官僚掌握着国家政权这一事实，把所有的在群众性工人组织的工会和党的官僚机构中所能观察到的反工人阶级的、保守的和寄生的特点都十倍地扩大了。
最近，许多关于官僚机构的膨胀、关于苏维埃俄罗斯在20年代初以后官僚在多大程度上拥有特权和几乎是绝对权力的信息公布于世了[11]。[31]共产党内的全日制干部从1919年的700人迅速增加到1922年的15300人，若干年后又增加到100000人以上。最初的700人是由基层选举产生的，而后来的15300人却是由中央任命的，并被纳入一个忠于党的书记处和总书记斯大林、并由后者授予工作岗位的委托代理结构。
斯大林非法地破坏了限制党员收入的原则，分别按等级给予官僚机构的成员不同的货币和非货币利益，他们的报酬在1923－1924年已经达到了工人的平均工资的10倍。[32]从30年代起，这些物质特权不断增长并制度化，成为一个庞大的怪物——膨胀的收入、特殊商店、周末别墅、医院中的私人病房、伪装为“天才学校”的特殊教育机构、前往外国旅游的特权，等等。在斯大林时期特权的总范围无疑要超过赫鲁晓夫时期。鲍里斯·叶利钦，在他最近发表的自传中，用几页篇幅描述上层官僚集团的生活方式。这里只摘录几段比较触目惊心的：
“阿诀奉承和顺从可以得到特权的报偿：特别医院、特别疗养院、中央委员会的高级食堂、将杂货和其他商品送货上门的高级服务、克里姆林宫内部的闭路电话系统、免费交通。一个人在职业的阶梯上爬得越高，他越是被舒适的环境包围着，他也就越难以失去这些环境，而一旦失去，他也就越痛苦……所有这些都是精心设计的：一个局长没有私人汽车，但是他可以要求中央委员会的车队给他自己或他的直接下属派车。副部长有他自己的伏尔加小汽车，而部长则不仅有伏尔加，而且车上还装有电话。……
“但是，如果你能够爬到金字塔的顶端，那就是‘完全的共产主义’……即使像我这样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我的家仆包括3名厨师、3名女服务员、1名侍女和1名领导着若干助手的园丁……但是，令人奇怪的是，所有这些奢侈却让人感到既不舒服也不便利。在大理石镶边的房子里，怎么会让人感到温暖呢？……
“别墅有自己的电影院，每到星期五、星期六和星期天，一位摄影师就会到来，同时还有可供挑选的电影。至于医疗服务，药品和设备都是进口的，都是科学研究和技术的最新成果。‘克里姆林宫医护中心’的病房十分宽大，摆满了奢侈品：瓷器、水晶、地毯和枝形吊灯……
“‘克里姆林宫特供’，向最上层提供正常渠道得不到的商品，只付相当于成本一半的价格，包括最高质量的食品。在莫斯科，总共有大约4万人享受特供。”[33]
类似的，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虽然国家极度缺少进口关键零件所需的外汇，但是每年仍有1000万马克(按官方汇率相当于500万美元)用于为23位政治局委员进口奢侈品。在波兰，更不必说齐奥塞斯库的罗马尼亚，情况要糟得多。
当然，我们不应当忘记，这些特权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上层垄断资本家和最大的黑社会头目相比其实是微不足道的。这里是亿万富翁，那里不过是百万富翁，或者他们所拥有的还够不上100万。但是，在心理意义上，这种结构上和权力上的差别并不能使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人民的愤慨和被背叛的感觉有些微的减轻。正如安吉丽卡·巴拉巴诺夫很久以前所指出的，一个从来没有自诩过捍卫社会平等和正义的资本家过着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生括，这是一回事；而那些自称是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的人在更严重的赤贫中间，享受奢侈生活，无论其程度大小，则是另外一回事。[34]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苏联官僚集团和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之间的重要历史区别。在资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的过程中，它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已经是一个特权的和自信的阶级，积极地要向社会表现它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但是在政治上它还受到压迫。因而它可以在革命胜利以后，相对容易地掌握专制主义的国家机器并根据它自已的利益对其进行改造。它可以用它的无所不在的金钱和财富的力量创建一支服从于它的特殊的国家公务员队伍。用考茨基的公式来说，它可以统而不治。
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工人阶级的处境是截然不同的。它没有统治的经验，它不占据社会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它在文化上不如原来的统治阶级发达，它在很长一个时期继续受到前统治阶级的影响。它不能够利用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来达到自我解放的目的。当它被孤立在一个或几个国家时——特别是这些国家是相对落后的国家的话——它不断地承受着世界市场的“消费主义”的、技术的和文化的压力，首先是来自世界上的先进工业国家的压力。
工人阶级是不可能统而不治的。如果它想要按照“统治”这个词的真实的和直接的意义去做的话，它必须在企业、部门、市镇和地区，以及国家和国民经济的总体水平上同时行使权力；掌握按照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优先次序分配稀缺资源的关键决定权。于是，由于无产阶级内部的职能分工，即在那些“职业性地行使权力”的人与无产阶级群众之间的分工，就开启了一个抑制阶级本身的直接集体统治的过程。
我们知道，在俄国内战结束的时候，一系列的不利条件使这一过程急剧加速了。不过，就具体机制而言，则表现为产生出一个有独立性的机关——由上头任命、控制、集中，试图维护其自身职位的稳定——通过这种方式，在苏维埃俄罗斯工人阶级不再行使权力。拉科夫斯基是这样描述官僚集团对权力的篡夺的：
“某些职能，以前是由全党、全阶级来行使的，现在成了政权的职能——即党和阶级中的一定数量的人的职能……
“这些职能使组织机制本身也发生变化：就是说，那些负责经济和国家管理的多方面领导工作的人的心理，已经变化到了这种程度，从而不仅是客观上，而且是主观上，不仅是物质上，而且是精神上，他们已经不再是原来的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了。所以，比方说，工厂厂长充当着暴吏的角色，虽然他还是一个共产党员，虽然他出身于无产阶级，但是他在工人们眼中不会成为无产阶级精华的样板。”[35]
现在回过头来看，1923年10月的“46人宣言”说得不能再明白了——这是左翼反对派关于正在进行的历史倒退所作的第一次分析：
“党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再是那个由于与活生生的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敏感地把握着活生生的现实的活生生的独立的集体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所看到的日益增长的、并且现在几乎不加掩饰的党的分裂：在书记和‘沉默的大众’之间，在从上面派下来的职业化的党的干部和不参加党的共同生活的党的一般群众之间。
“这是每一个党员都知道的事实。那些不同意中央委员会甚或省委的这一个或那一个决议。那些在头脑中有这样或那样的疑惑，那些私下里对这一个或那一个错误、不正常做法或混乱提出意见的党员，不敢在党的会议上说出自己的想法，甚至不敢在谈话中说出来，除非谈话的对象经过‘判断’完全可靠。党内的自由讨论实际上已不复存在了。党内的公共舆论已经窒息。
“如今已经不是由党，也不是由党的广大群众来提升和选拔俄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各省委的成员。相反，党的各级书记处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决定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的组成，后者已经越来越成为书记处的执行大会。
“党内形成的这一体制是令人完全不能容忍的。，它摧毁了党的独立性，把党变成了一个不受正常约束的官僚机构〔参见帕尔乌斯公式中的‘程序’〕，并且有在即将来的严重事态面前完全瘫痪的危险。”[36]
所有这些话现在都已经为戈尔巴乔夫及其追随者们所认识到，他们复述着这些话，但却是在60到65年以后。比如，格里戈里·沃洛达佐夫写道：
“成熟的、充分发展的斯大林主义，如它在30年代中期时那样，是官僚主义精英的意识形态……它是官僚集团客观利益的精确表达……在20年代初列宁注意到了战时共产主义和官僚命令主义的明显趋势，他焦虑地写道，如果我们失败了，那必然是由于官僚主义问题。他严肃地思考着‘热月’的危险。”[37]
官僚集团篡夺权力以及工人的原子化和非政治化长期累积的效果是导致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群众中严重丧失声誉。问题很大程度上不是由于群众继续处于被动的状态——事实上，他们最终觉醒了并勇敢地行动起来了。但是，他们是在较低层次的政治觉悟水平上这样做的，并且对那个与特权官僚集团相认同的党怀着深深的敌意。正如反对派很早以前所预言的，官僚主义政权不但不能保证“党的领导作用”，反而使党丧失信誉并且不可能再起任何领导作用。[38]
有人认为，在剥夺资本家以后，行使权力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经济的问题，官僚集团能够实行统治是因为它控制着社会的剩余产品，但是问题的关键并不在这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主要是通过经济手段，所以它才能够既可以通过有限选举权的制度实行统治，也可以通过普选权的制度实行统治；既可以实行议会制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府，也可以实行军事独裁或法西斯主义独裁。相比之下，前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主要是实行超经济强制而非经济强制，苏联官僚集团也是如此，但是这种超经济强制只有在劳动群众处于原子化和被动的情况下才能够进行。如果劳动群众起来从政治上向官僚集团的统治挑战，那么官僚集团对社会剩余产品的控制就会像阳光下的露水一样消散。资产阶级的统治是可以与群众的普遍的(虽然是有限的)民主权利共存的。而官僚集团的统治是与这些权利的广泛发展不相容的。
所以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权力问题在本质上是政治性的。它所包含的关键问题是：社会主义民主，劳动群众对国家的决定性控制，从根本上破除机关的独立性、使其大大削减、并以其民主性消除官僚抵制的决策形式。
除了我们的关于苏联官僚制产生和作用的唯物主义解释以外，另一种主要的解释便是唯心主义－道德主义的解释，如“错误”、“偏差”、“‘妄为”、“个人对权力的贪欲”、“缺乏共产党人的道德”、“恶劣习惯”、“派性”、“集团主义”、“错误的领导方式”等，不一而足。甚至卢卡奇也是如此，至少他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时期以前是如此。他对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分析，一开始屏弃了将斯大林主义解释为“个人崇拜”，小心翼翼地向社会的和唯物主义的观点迈出了一步：“我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最初的、几乎是直接的反应，不是针对个人，而是针对组织，针对产生了个人崇拜并且使其得到经常的和扩大的再生产的官僚主义机关。”[39]
但是，紧接着他便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卢卡奇不但没有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用不同社会利益的冲突来解释官僚机构的独立性，反而用斯大林的错误思想来解释他的严重罪行：“我还没有充分地了解这个问题，但是随意的和零散的观察足以说明，就斯大林来说，这决不是孤立的、偶然的错误，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多人所相信的那样，而是在一段时间里形成了一套错误观念的体系。”[40]
也就是说，官僚集团并没有积极努力以使“个人崇拜”——及其对权力的垄断——制度化，以服务于使它作为一个异化的社会力量与工人阶级相对立的物质利益。不是这样，而是斯大林的“错误思想”(在苏联30年代的特殊环境中所产生的)导致形成了官僚制的完全的和专断的权威。
让－保罗·萨特，在他还是斯大林主义的辩护者的时候，也采用了唯心主义和拜物教的观点：“自从被包围的和孤立的苏联开始其艰巨的工业化进程的那一刻起，马克思主义〔？〕发现它自己无法承受这些新的斗争的冲击，而这些新的斗争又总是与现实的必然性和各种错误联系在一起的[12]。”[41]是一般意义上与抽象意义上的苏联？而不是由利益对立的社会阶级和集团组成的具体社会？什么是“现实的必然性”？或许是强迫实施的农业集体化？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因为这些必然性的结果而受到冲击？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
卢卡奇的唯心主义观点是钱币的一而，钱币的另一面是阿·拉·艾兰斯坦的“客观主义”解释，他把斯大林主义现象归因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但是，这仍然没有说明官僚集团的特殊社会性质，以及斯大林主义的政策对具体历史环境所产生的影响。[42]，只有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才充分考虑到了斯大林主义在产生的具体历史过程中的主观和客观的辩证法。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官僚集团权力的巩固在一种关于国家和商品生产的特定的观点中表现出来。同样，官僚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集团的存在也反映在其特有的对马克思主义劳动理论的歪曲上。
若干年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进行了一场很有意思的论战，论战是关于一个看起来抽象的哲学问题——劳动的基本性质问题。按照官方的党的思想家们的说法，劳动是“由目的指导的实践’，——即有既定目标的活动。确实，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中也是这样说的，如果不承认劳动的这个方面就是陷入机械唯物主义。但是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以及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的著作中，他们也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劳动生产着人的生存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和人类本身。[43]事实上，我们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概念理解为人类活动的物质性因素和目的性因素、生产和交往的辩证结合或矛盾的统一体，两方面相互决定、相互依赖。
一旦澄清了这个不可分解的关系，一个进一步的问题就立即提出来了。谁来决定劳动的目标呢，即生产的“目的”呢？当马克思说，即使是最糟糕的建筑师，他所要建筑的房屋在实际建成以前就已经观念地存在于他的头脑之中了，这个例子设想的显然是私人的个别劳动。没有人真地会认为最新式的摩天大厦，更不必说最新式的飞机，在直接和间接参加其生产的每一个工人的头脑中就已经存在了。更经常发生的情况是，这个或那个工人甚至不知道他或她的劳动到底是为了生产哪一样最终产品。更经常发生的情况是，他们只不过是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工人和机器——的复杂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只有一小部分科学家、设计师、计划者和技术官僚才了解他们的最终产品的意义。
劳动的客观社会化的每一次进步——即批量生产和大规模工业——都伴随着工厂内部和整个经济内部劳动的技术分工的相应发展，这种分工把概念与实际生产分割开来。直接生产者以外的社会力量决定着生产的目的。
社会主义并不必然意味着劳动的技术分工的完全消失(虽然正如我们在最后一章中将要看到的，由于人类的和自然生态的原因，有必要通过激进的技术革命减少这种分工)。但是，社会主义理所当然地意味着，在生产目标的决定者与实现者之间、管理者和生产者之间、老板与伙计之间的劳动的社会分工的消亡。然而，如果我们按照官僚集团官方思想家们的逻辑追究下去，这一切正是他们所否认的，他们把创造性活动归结为“脑力劳动”，与物质活动或体力劳动相区别。[44]这种观点假设“思想者”、“计划者”、“管理者”或“官僚”的活动与直接生产者相脱离——或者，如哈拉德·波麦所说的，“干部的活动”是“高于劳动的”。[45]因此，新黑格尔主义的和新卢卡奇主义的劳动概念，把劳动视为纯粹由目的所指导，与劳动的物质的、感性的内容相分离，意味着劳动的社会分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持久存在；这是典型的官僚制的自我辩护。
波麦同时还正确地指出了这种片面的劳动概念与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的官僚制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在理论上把第一部类与第二部类划分为两个互相独立存在的部类意味着，在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下，甚至在更高级的社会所有制下，一种与直接生产者相区别的力量代表着国家、共同体、“集体生产者”和整个社会。不然的话，两个部类之间的“交换”(即商品生产的继续存在)就是没有意义的。你不能与你自己交换。
官僚集团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的存在，自然又被他们的思想家们说成是为了适应“客观经济规律”，是必要的和有用的。但是，当官僚集团假设社会产品在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之间的区分继续采取价值的形式并导致交换的同时，它想当然地认为，尽管直接生产者的物质利益与官僚的物质利益相对立，他们仍会接受在劳动的社会分工中的从属地位。至少可以说，不存在关于这一假设的长期正确性的经验证据[13]。[46]
官僚集团不能认识到，在一个无阶级社会里，广大直接生产者(当然包括科学家、发明家或技工，就这些职业是对生产过程连续进行所必需的劳动力队伍中的一部分而言)可以自由地民主地决定劳动过程的目的及其组织形式。而这恰恰就是工人有计划的自我管理与社会主义民主这一概念的含义所在。商品生产、劳动的社会分工和国家的消亡，归根结底也是由此而实现的。
甚至东欧国家的独立研究有时也对此保持着奇怪的沉默。如匈牙利的弗伦茨·托凯依，他是经验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但在他的关于社会形态理论的重要著作中(该书实际上是就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问题对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全面评论)，他试图用非常学究的态度把所有人类史前文明及人类史描述成劳动、财产和个人之间的辩证关系[47]。他完全忽略了国家的职能，甚至不提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最初计划中曾特别指出了这一点。
但是在公开性初期，一些苏联作家在布坚科的领导下，已经认识到官僚制的本质是存在着享有特殊利益的社会阶层[48]，并且一切都表明这一观点在苏联已经广为传播。
倘若着眼于官僚集团与工人的关系及其对劳动的控制，后资本主义官僚集团的特殊本质就更加清晰可辨了。匈牙利人安德拉斯·海格杜斯，一位前斯大林主义的总理，对这个问题有一段精妙分析：
“在我看来，社会主义制度下统治与隶属的关系直接取决于在劳动分工中所处地位的差异、以及官僚制关系作为基本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继续存在这样的事实(虽然官僚制所起的作用与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主要因为由等级制组成的政府机构继续存在和发展是社会的必然性。”[49]
我们已经对这一“社会必然性”的限度发表了看法。海格杜斯同时对官僚集团享有物质特权的社会和政治后果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但他继续论述了一个有趣的观点，与上文提到的波麦的看法不谋而合：
“如果我们把在劳动分工中的地位看成是社会主义社会中最重要的独立变量，那么这种地位千万不能用职业来确定。在劳动的社会分工中所处的地位实际上是特定类型的生产关系，这从来不单单是个别工作的特征，而总是包含着与其他人和社会的基本关系……”
“在劳动的社会分工中，根据他们可以支配自己和他人劳动的不同程度，存在着各种各样不同的工作。”
“非体力工人人数无论是绝对值还是相对值都有增长，并且在过去的10年里增长非常迅速。明确的数字是平均每100个体力工人就有29.3个非体力工人。”
“但这样的划分只是粗略的、现成的，不能令任何一名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进行认真研究的人感到满意，因为这两类工人都不是同质化的阶层……”
“在我看来，从社会学角度出发，非体力工人在统计上至少应列出五类：
①那些相对来说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他人劳动，而且也能支配自己的劳动，处于行政职位上的人；
②那些的确控制他人的劳动，但其工作基本上在等级化、标准化系统内部完成，处于行政职位上的人；
③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他们不控制他人的劳动，但是可以支配自己的劳动……这些人主要包括医生、教师和律师；
④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他们既不能控制他人的劳动，也不能支配自己的劳动；
⑤工作的时候需要专心、但不需要高级脑力活动的人，他们既不能控制他人的劳动，也不能支配自己的劳动，像会计、职员或研究助手。”[50]
表2总结了处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官僚化社会中劳动的社会分工。
表2 劳动的社会分工
|
社会阶层 |
支配自身劳动 |
支配他人劳动 |
|
上层官僚及著名科学家、艺术家等 |
是 |
是 |
|
中层官僚及知识分子 |
是 |
否 |
|
小官僚、工头等 |
否 |
是 |
|
普通工人和农民 |
否 |
否 |
正如东德哲学家彼得·费斯特所指出的那样，对劳动的控制还有另一方面的问题。劳动在广义上说代表了能动性，这是人类基本的生理－心理需求。[51]被动性或非主动性，是深受挫折的根源：包括个人觉得自身毫无用处。而且，在劳动者看来，能够自我支配的并且有意义的劳动越少，一般而言即主动性越少，那么挫折感就越强。在由官僚集团管理的社会化(集权化)经济里，这种挫折感不可避免地几乎遍及社会各个阶层。[52]工作的挫折感使人们转而逃避到消费主义中去，它正是官僚集团有意识地予以鼓励的，相对于劳动者自我管理来说，前者是较小的罪恶。但是，由于管理不善的经济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所以一种恶性循环就开始了，这迟早会导致愤怒的爆发。
哈里·布雷弗曼正确地坚持了资本家对劳动过程的控制作为资本主义运作方式的基本条件的重要性。[53]而安德列·高兹则强调，控制的必要性——而非对更多利润的追求——是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大规模分解的主要原因。[54]其他作者甚至发明了“生产的政治关系”这一公式。由计时员、工头、质量控制员、工厂保安及其他人员组成的控制金字塔，不断地企图强制让劳动不仅隶属于机器而且隶属于资本的代表。劳动和知识的分离，是阶级社会的特征之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达到了顶峰，它表现在一个把劳动限制于机械性和重复性职能的机构网络中。
从《德意志意识形态》、《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到《资本论》的所有主要著作中，马克思特别指出，在一个无阶级的社会里，广大生产者支配他们自己的劳动。在设计、管理者与直接生产者之间没有差别。劳动的社会分工消亡了：“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55]
马克思没有设想劳动的职业分工的所有形式会全面消亡，除非是在高度机器人化的社会里，否则是乌托邦的幻想，但他将此与劳动的社会分工严格区分开来，后者与自由地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统治是不相容的。[56]他没有讨论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控制劳动的问题，但是在这一问题上，他的思想方式具有同样倾向。一旦生产者从资本的统治中将自身解放出来，那么他们必须而且能够变成他们自己的主人(包括在工作场所中)[14]。[57]
前一节我们讨论了在工人国家官僚制的形成过程中特权的一般重要性，现在我们需要进一步考察官僚制的社会结构。
苏联官僚集团保守势力的发言人伊戈尔·利加乔夫，以典型的蛊惑人心的方式从根本上否认了特权这个问题，他论证说党及国家工作人员的平均收入比一个中等技术水平的工人的收入(每月200~300卢布)还稍微低一些。表面上讲，他是对的。在苏联有1800万机关工作人员，显然不可能每一个工作人员都比普通工人多挣10倍的钱。在美国也一样不可能有1800万个家庭能挣10倍于一名全职的产业技术工人的钱。然而利加乔夫十分清楚，谴责官僚集团特权的广大工人和知识分子，矛头指向的不是普通机关工作人员而是官僚集团。正是他们这个精英团体，人数大约在30万至40万，其金钱及其他福利待遇必然超出平均工人收入的10倍或更多。
我们是否应该就此将官僚集团的概念限定在其上层即特权官僚集团上？完全不对。如果官僚不包括党的中层干部、国家和工会的工作人员以及警察和军队的警官、军官，那么在逻辑分析和职能划分上都说不通。凭这区区几十万人，官僚集团将没有能力统治像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南斯拉夫或匈牙利这样的现代工业化、都市化社会。它需要一个中介手段将社会维系在一起。一般而言，中层官僚，大约有200万人，承担了这一职能。
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一角色是由中产阶级扮演的，包括所谓的“新中产阶级”，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说，后者构成无产阶级的上层，他们没有足够多的财产使自己免于出卖劳动力的经济强制。对中产阶级各阶层来说，获取并保护私有财产以及相应的观念具有绝对的重要性。若非出于无知或自我欺骗，那么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在苏联则是另一回事了。当然，个人发财致富的趋向并没有消失：实际上，自从斯大林统治建立之后，这一趋势变得越来越强烈。但是，如果说想成为党、国家或工会普通工作人员的人，是由获取私有财产和货币财富的念头所驱使的，那就错了。与他们的职位联系在一起的小小特权几乎总是在纯粹的货币领域之外，一个明显的例外是与当地黑社会有联系的分配系统中的官僚。一般来说，最大的好处莫过于得到某些商品和服务、有职业保障和安宁的生活、能获得对他人指手划脚的满足感等等。
再者，正如官僚不可能在没有哪怕是部分工会成员为中介的情况下统治群众性工会一样，斯大林主义官僚集团也不可能在没有少数工人阶级作为中介的情况下来统治官僚化的工人政权。我们所说的“中介”，并不一定指公开或有意识的“合作”，虽然这也确实存在。同样，也不可能针对所有这类社会描绘出一个一般性的模式。比如，齐奥塞斯库统治下的罗马尼亚官僚集团肯定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官僚更加远离工人阶级，而捷克斯洛伐克的官僚集团在布拉格之春时期就比其在诺沃提尼或雅各斯统治下与群众有着更加紧密的联系。南斯拉夫的全国解放运动、战后革命起义、对斯大林的成功抵制和自治的试验，意味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南斯拉夫的政党与工人阶级的联系比在其他东欧国家里所见到的都要更深厚。
可以作为一条普遍规律的是，这些党没有一个被广泛认为是捍卫工人利益的工具[15]。[58]它们被看成是执政党，是“新主人”的工具，而这也正是它们在现实当中扮演的角色。不过，不能由此推论，他们与工人已经彻底分离了。这些政党在社会中包括在工厂里的地位，使得这种彻底分离在客观上变得不可能。因为政党不仅仅由经理、监工们组成，在它的编制里还有众多的机关工作人员，工人们必须通过他们才能伸冤、领取迟迟发不下来的病假补助或养老金、在工会的度假村度假等等。这些党还包括数以千万计的直接生产者，苏联大约有700万－800万，东欧也大致是这个数目，他们并不是出于恐惧的心理或想当官的愿望而入党的。如果把这些工人看做是共产党官僚集团的傀儡或心腹，那就滑稽可笑了。
这样，处于统治地位的共产党反映着比雇主与雇佣劳动者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更加复杂而辩证的社会关系。这一差别，以及工人国家的官僚集团的特殊本质，还体现在传统上形成的、相对来说具有很高程度的垂直流动性上[16]。〔59〕
在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结构的演变主要由资本的不断集中和劳动者的不断无产阶级化而决定的。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趋势并不以线性或机械的方式运动，特别是在经济膨胀时期，不容忽视的反趋势也同时在起作用。但从长远来看，雇佣劳动者在经济活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在上升，而独立小企业主的人数在减少。“成功的”也就是说已经成为大资本家的中小资产阶级的比例也在历史地缩减。而那些已到达顶峰，成为亿万富翁并经历了几代人仍保持其地位的人，自19世纪末以来已减至一小部分。
相比之下，在苏联，一个有着超出平均水准的智力和主动性的工人可以成为一名中层官僚。实际上，官僚集团会努力地吸收这样的人进入官僚阶层，特别是他们如果能表现出适度的批判精神的话。官僚集团的中层在快速增长而不是缩小。[60]一名年轻而贫穷的地方官僚，如果他综合具备了以上素质，有着特殊的机变才能，毫无顾忌地巴结当地、区域和全国的各级大人物，并且在一系列危急情势下表现不俗的话，他就可以成为官僚集团的重要成员。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就是这样爬到官阶等级的顶峰的。
确实，如今在上层官僚中很难找到体力工人的子女，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之中只有少数人是前高级官僚的子女。没有一个政治局成员或部长会议成员是前政治局或部长会议成.员的后代。显然，这与资产阶级社会的差别是显著的。
如果我们要把握苏联式官僚集团的本质和变化，那么我们还应该考虑到它的另一特征。因为它不是一个“纯粹”的工人官僚集团，而是一开始就揉合了非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甚至资产阶级各阶层以及沙皇政府官员的残余。如同E. H.卡尔所描述的那样，“工业的管理又交回到前资产阶级经理和专家的手中，他们大多数获得了党员的尊严和保障。”[61]列宁在晚年的著作中，曾特别强调过这种从过去时代延续下来的因素。托洛茨基后来写道：
“苏维埃热月政变的队伍基本上是从以前的执政党及其思想体系代言人的残余中招募来的。前士绅、资本家、律师及他们的儿子，就是说他们中还没有逃到国外的那部分人，被招募至国家机器中，还有一部分人甚至被招募入党。进入国家和党的机构中的人更多的是前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成员——孟什维克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还应加上数量庞大的纯粹的庸人，他们在革命和内战的风暴开创新纪元时畏缩在一边，直到终于确信苏维埃政府是稳定的，才全心全意地投身于寻求一个舒适、永久的安乐窝的高贵使命。”[62]
但是，托洛茨基在《过渡纲领》中坚持认为，官僚集团内部的力量对比在长时期里会发生变化：
“官僚集团内部的革命分子〔应该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人数不断增长的反革命分子更加前后一贯地表达出世界帝国主义的利益。这些买办的候选人不无道理地认为，新的统治阶层只能打着吸收‘西方文明’即资本主义的旗号，通过拒绝国有化、集体化并垄断对外贸易，才能确保其特权地位。在这两极之间，是中庸散漫的孟什维克党—社会革命党—自由主义趋势，倾向于资本主义民主。”[63]
这些文字在50多年前写成，但却真实地预言了在苏联发生的事情。
如果我们现在转向当今苏维埃官僚集团内部的职能划分，可以把等级归纳为以下几类：(a)国家官僚集团，包括中央经济部门；(b)军事官僚集团；(c)警察官僚集团；(d)青年、妇女等群众组织的官僚集团；(e)党的官僚集团。这当中最后一类对其他类具有最终统治权，但是程度没有普遍想像的那么深。可以这么形容：它就像是铁箍把桶固定在一起。
官僚集团内部的“山头主义”——有人用“封建化”来形容——越来越明显。上述每一类官僚集团都遵循“提拔自己人”的规则。来自党的部门的干涉仍然可以左右个人仕途，但是这只在既定的等级制度内部发生作用，几乎从来不会把局外人忽然提升至将军、高层计划官员、协会书记、工会主席等职位。不用说，每一类高层官僚都“自己照顾自己”，有时这会造成重大政治影响。[64]
塔季扬娜·扎斯拉夫斯卡娅提出了另一细分官僚集团的标准，以教育水准和与社会变革的关系来划分。[65]在她列举的12个“主要社会群体”中，有4类人可以被看做是官僚集团的一部分：经济管理者、工会主要干部、党和国家高层工作人员和政客。“文化教育界知识分子”和“小企业家”被当做另类进行分析。扎斯拉夫斯卡娅对不同年龄段的不同态度加以了考虑，她根据个人能力和对变革的接受力的不同将管理官僚集团分成改革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两派，这一点已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最近发生的事情证实了。她的结论虽然有趣，但是不能成为在理论上忽视主要的结构差异的根据。
从目前我们进行的讨论来看，很明显，官僚集团还没能斩断与工人阶级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行为上仍然表现出它是这一阶级中寄生的、浪费的、背叛的、具压迫性的、物质上享有特权的阶层。同样道理，它也没能割断与马克思、列宁理论的联系，但与此同时却将其批判的、解放的思想和研究方法贬低成一系列相去甚远的教条。它对待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主要方式是学究式的语录收集，其唯一目的在于为它所统治的国家中现存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以及连续实施的各种往往矛盾的政策进行辩护。这样，官僚集团就把科学变成了具体政策以及他们所维护的利益的婢女。
尽管这样，这些教条仍要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那里，而不是从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之类人那里收集，虽然时常会有严重的断章取义、甚至篡改原文的情况发生。[66]这不是偶然的，其结果也不是完全不能预见。
在第一章我们指出了官僚制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方面：国家及商品拜物教的结合。其另一重要方面是不能形成自我意识并公开地自我确认，不能形成逻辑上一贯的、真正为它自己特有的世界观。这一弱点，与历史上所有统治阶级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再一次证明官僚集团实际上不是一个统治阶级。人们不能想像西哀士宣称：“什么是第三等级？它根本不存在。”[67]我们也无从想见美国内战前南方奴隶主会否认奴隶制这一“特殊制度”的存在，或者欧洲贵族声称没有被授予特权的等级贵族这回事。而这正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官僚集团上层一直针对它自己所说的话。
这一意识形态上的自我否定显然是在故弄玄虚，它充满了爆炸性的矛盾。在现实生活中，任何一个具有些微觉察力和智慧的人每天都可以轻易注意到这一点。所以，这一意识形态招致了大量的怀疑和理性的拒斥，只能通过使谎言制度化才能强加于不轻易顺从的社会，而这又带来了广泛的拒绝。[68]要维持这一局面就必须采取高压政策，这主要是针对知识分子，但是也针对工人。宣传“反革命思想”罪(“诽谤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反社会主义宣传”等)写进了刑法，触犯者被判以重刑，囚禁于监狱或劳改营[17]。[69]这样，官僚制在否认自身存在的同时也否认了社会现实本身，有效地束缚了所有社会科学，使之不得发展。
这一切不是产生在真空中，而是产生在仍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社会结构中，这一事实，使这一社会易于受到爆炸性压力的影响。官僚集团专政的结果使马克思主义变成“国教”，在群众眼中丧失了威信，但是只要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广为流传，就肯定会有些人从他们那里寻找分析工具来解释官僚制之谜，它是怎样产生的，它意味着什么，它怎样才能被克服。对于官僚集团来说，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就像一句话所说的那样：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
这是官僚集团继续引用马克思主义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自从苏联出现热月那时起，官僚集团就找不到出路何在。而且，以辩护论的目的对社会科学加以歪曲利用一旦达到一定程度，社会科学就会从官僚专政的支柱转而变成反对它的定时炸弹。神秘化变成了自我迷惑。官僚集团越来越不能看清、不能理解在它眼前发生的社会变革过程。它再也不认识它自己的国家了[18]。〔70〕不过，由于这一切削弱了它维护自己统治的能力，所以官僚集团不得不放松加诸社会科学的桎梏，这是戈尔巴乔夫实行公开性的原因之一。
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仍是官方意识形态，所以社会科学的复兴就不可能像官僚集团中的“改革”派所期望的那样是纯粹经验主义或实用主义的，而是越来越与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分析的复兴交织在一起。今天苏联正展开一场关于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官僚制——不同于官僚主义习惯和思维方式这样的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比20年代的辩论深刻得多。虽然只有两年的时间，但是这场讨论的深度及复杂程度即使没有超过、也已经达到了西方50年一贯的理论研究所达到的水平。
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由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其他社会批判思想的复兴与挑战现行秩序的新的社会运动和群众行动结合在一起，所以造成了深刻而持久的官僚制的认同危机。特别是当他们面临工人阶级的挑战时，一些官僚不得不提出一些难以回答的问题：我们是什么人？共产党人还是自封为共产党的那个政党的成员？我们应该忠诚于党还是忠诚于工人阶级、人类解放和马克思主义[19]？[71]如果党现在承认它并不永远都是正确的，那么我们是否要凭自己个人的良知，在特定情形下抉择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我们是否可以真正自由地辩论所有这一切呢？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在党外？只能与党员探讨还是也可以与工人和批判的知识分子讨论？
这样，所有那些在官僚化和窒息工人民主的过程刚开始时所提出的重要问题，至少在一部分官僚及其理论家的头脑中(而且不仅在头脑中)又浮现出来。在斯大林和后斯大林时期的官僚、理论家和追随者的心中，可怕的罪恶感开始燃烧。他们为可怕的罪行或对这些罪行进行过系统的掩盖而感到羞愧，其中有不少是对他们自己党内的同志犯下的罪行。在他们额头上闪亮着弑兄者的印记。
在以往，任何罪行都可以解释为必须的、不可避免的、较小的罪恶、不幸的错误。现在，这些违反了一切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利益的可怕的罪行，被严正地指出来了。只有最玩世不恭及道德低劣的人才试图否认或减小他们的罪恶。[72]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曾与东欧最大的工人阶级起义对抗过的人，也坦诚地认识到了所犯的罪行、认识到需要作自我批评，我们指的是匈牙利斯大林主义者。早在1956年革命开始之前，纳吉·伊姆雷，一个忠实的共产党人，就对整个拉科西时期作了再评价，他把共产党官僚集团的存在看成是该党蜕化的主要原因：
“机关居于支配地位和民选机构的衰落，相应导致党的领导更多地采用行政方法，这对于我们党来说并不是新生事物。这是六月之前党的领导的典型方法。我们无法改变这一切，这非常糟糕，因为苏联同志，特别是赫鲁晓夫同志多次提醒我们它的危害：实际上是机关在领导我们，在压制党〔但是‘苏联’同志忘记提及这在苏联早在1923年就已经发生了——曼德尔〕。在党内民主、批评与自我批评领域内不断增长的压力、恐怖和恐吓，与机关所具有的支配作用和在党内生活中越来越多地使用行政手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对派性的指责源于对党内生活原则的曲解。对那些否定党员拥有讨论党的问题、辩论和交流意见的基本权力的人来说，党员的每个政治见解都是在搞派性；他们认为党员只能在党的书记在场或在机关成员的监督下才能讨论党的生活以及政治、经济、文化或国际领域的问题；他们觉得讨论只能依据特定的原则、或者从预先决定的观点出发并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换句话说，只能在左翼极端分子和党的官僚愿意容忍的条件下进行。”[73]
纳吉·伊姆雷毫不犹豫地指出，斯大林主义者在匈牙利制造的是工人国家在现实中的蜕化。
“权力的蜕变严重危及社会主义的命运和我们社会制度的民主基础。权力被不断地从工人手中搜取并转而反对他们。人民民主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其权力由工人阶级行使，并依赖于两个大的劳动群体——工人和农民——的伙伴关系。很明显，人民民主专政正在被党的专政所代替，这种党的专政并不依靠党员，而是依靠个人独裁，并力图把党的机关、并通过这些机关把党员变成这一专政的工具。它的权力毫无社会主义或民主主义精神，体现的是少数人独裁的波拿巴主义的精神。它的目标不是由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教诲决定的，而是由不惜代价、不择手段地维护的独断专行的观点所决定的。”[74]
纳吉在一套给定的伦理－道德标准(我们更愿意称之为伦理－政治标准)和反对工人权力的官僚化蜕变的斗争之间，正确地建立起联系，这预示了30年之后在苏联所展开的规模更大的辩论，并重复了苏联共产党左翼反对派早在1923年就提出的观点。由全体党员和广大群众负担的官僚集团牢固的物质特权，加上物质上的压力(更不用说压迫)，形成了一种处处弥漫着愤世嫉俗情绪的社会氛围，腐败十分猖撅。
“群众诉讼案〔即形式上的公开审讯——曼德尔〕的指导者和组织者、对虐待及杀害无辜群众应承担责任的人、国际挑衅的组织者、破坏经济者、浪费公共财产的人坐在领导位置上，他们滥用职权，不是对人民犯下严重罪行，就是逼迫他人犯罪。这与公众的道德观是不相容的。必须从公众、党和国家机关中间清除这些因素。”
“物质上的依附迫使人们放弃个人价值观和信念，这与公共生活的道德观是不相容的。不幸的是，很大一部分人是这样生活的。这实际上应该看做是我们社会的一个弊端。经济和政治结构的过度集权是个人独裁不可避免的伴随物。在公众生活中，反对意见不仅被压制，而且以剥夺生命的方式受到惩戒；发表反对意见的人被从社会中驱逐出去，完全不理会宪法中规定了的人权和公民权；从根本上反对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倾向的人们被禁止工作。这是怎样一种政治伦理呵？……”
“这不是社会主义伦理，而是现代马基雅维里主义。强大的物质依附，赚取面包的渴望，正在戕害高尚的人类美德。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应予充分发展的美德是：勇气、决心、真诚坦荡、坚持原则和力量，领导们却以妄自菲薄、懦弱、伪善、缺乏原则和谎言取而代之。公众生活的蜕变和腐化以及社会中相应发生的个性的退化，是在我们眼前发生的道德一伦理危机的最严重的表现……欺骗和追求名利在公众生活中危险地蔓延着，并深切地影响着人们的伦理观和荣誉观；人们相互之间越来越不信任；怀疑和复仇的氛围腐蚀了社会主义伦理的基本特征——人本主义；取而代之的是在公众生活中出现的冷漠的残酷无情。这是我们社会生活的道德现状展现给我们的惊人画面。”[75]
布达佩斯警察总长科伯奇·山多尔，在可能范围内最清晰地表达了官僚们所感受到的认同危机，这些官僚还没有彻底斩断与无产阶级的纽带。他是工人的儿子，本人以前也是一个工人，1956年10月转向了革命一边，变成了克格勃特别厌恶的人。他险些与纳吉·伊姆雷一样被判处死刑。[76]他被捕后，当被问及身份和职业时，不知道怎样回答：
“我张开口。使我非常惊愕的是，我意识到我再也不知道了。布达佩斯警察总长？不。在北方山林中游荡的年轻钢铁工人？不。父亲的孝顺儿子？宠爱女儿的父亲？艾伦·杜勒斯雇佣的间谍？赫鲁晓夫和纳吉·伊姆雷的追随者？抑或卡达尔·亚诺什的追随者？一具空蜗牛壳？一片雪花？另一片刚刚落在我额头上。”[77]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有三位著名作家用文学写出了这种精神分裂。最令人动容的例子是前文化部长约纳斯.R.贝彻尔，他加入了反对他的终身挚友卢卡奇的斗争，这场斗争又使得另一位朋友坚卡，以及沃尔夫冈·哈里希长期身陷囹圄。在一封给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的极尽奴颜卑膝之能事的信中，他解释说他怎样爱戴斯大林，诚挚地写诗歌颂他的荣耀，他怎样因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的秘密报告而震动，但并没有就“无条件遵守党的纪律”而得出任何负面结论。[78]但与此同时，他偷偷地写下了一系列言辞激烈的诗歌，斥责那些向警察告发自己的同志并用短短几行字的告发信就将这些同志杀害了的作家。诗歌以一名告密者的自杀结束：“在那之后，你再也不能像人一样生活。他用猎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79]
第二个案例是小说家史蒂芬·赫尔姆林。苏共二十大之后被采访时，他说他不知道莫斯科的审讯是建立在捏造的基础上的，但是即使知道，他也不会谴责他们，因为这只能对反希特勒的唯一堡垒即苏联的敌人有利。后来，赫尔姆林意识到只有真理才是革命的，必须不惜一切地说出真理，可能的话，甚至冒被开除出党的风险。[80]
意识形态上精神分裂的最突出例子是极具天赋的德国斯大林主义作家布莱希特。在他的恐怖剧《措施》中，他试图事先为杀害无辜的同志作辩护。许多年之后，他没有公开批评1953年6月17日对东德工人起义的残酷镇压，但是与此同时，他在日记中写下了这么一段著名的讽喻：“如果人民不跟随党的正确路线，那么党就有权瓦解人民。”在另一首秘密诗歌中他给斯大林冠以“著名的人民谋杀者”(verdienter Morder des Volkes)这样的称谓。〔81〕值得提及的是，他的确发表了一个真正反斯大林主义的剧本《伽利略》，这是他写得最好的一出戏，他在这个剧本中捍卫了思想和科学的自由，剧本中的英雄为了能在镇压中活下来灵活地运用了原则。
从19世纪后半叶起，两个不同的思想传统提出了这一问题：群众性工人政党的官僚化是否不可避免。一方面，受莫斯卡和帕雷托“精英循环”理论的启发，罗伯特·米歇尔斯提出了一个影响所有政党的寡头统治的“铁律”[82]；另一方面，就在第一国际与巴枯宁斗争时期，无政府主义者发展出了一套类似理论，这一理论在某种程度上被各社会民主党的左翼反对派(如德国人约翰·莫斯特，他后来变成了无政府主义者)所接受。这两种传统都强调党的领导不可避免地具有“独裁”特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潘涅库克和戈尔特周围的KAPD和“委员会共产主义者”都这样认为[20][83]，但是之后道路出现了分叉，至少有一支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还有“委员会共产主义者”，强调群众运动和组织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而帕雷托－米歇尔斯学派则声称工人阶级群众自身没有能力完成自我解放。[84]
这里，我们的确触及了问题的实质。如果我们认为群众性工人政党的官僚化是不可避免的，那就等于同时假设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迟早会不可避免地衰落下去，至少永远停留在一个低水平上。显然，与官僚化问题相比，还有更多的问题事关重大。整个现代无产阶级的命运以至于整个人类的命运都与此相关。因为，如果工人阶级不能自我解放，那么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实现。最多也只能依靠资本主义的改良来改善社会现状，但是从长远来看，资本主义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灾难。单靠资本主义的改良不能阻止希特勒上台，也不能堵住通向奥斯维辛和广岛的道路；这种改良也不能消弭明天将要发生的类似灾难。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势必逃脱不了野蛮状态或干脆自我毁灭的命运[21]。[85]
历史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像无政府主义者和委员会共产主义者那样只将注意力放在政党的特殊性上的话，那么实际上便是在回避这个问题。〔86〕工会，包括由无政府工团主义者领导的那些工会，在群众运动衰退时更加容易官僚化，而且官僚化的速度更快。苏维埃组织也一样。事实上，革命性政党抵御这一趋势的时间通常最持久，这部分地是因为它的大多数成员积极持久地参与运动，部分地是因为它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