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局势的真相和共产党的任务
托洛茨基
192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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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在最后一次出席党代表大会所做的发言中，列宁说道：“过去一年来，国家是掌握在我们手中，但是在新经济政策方面，它是否按照我们的意志行动了呢？没有。我们不愿意承认它没有按照我们的意志来行动。它是怎样行动的呢？就像一辆不听使唤的汽车，虽然有人坐在里面驾驶，可是汽车不是开往驾驶者要它去的方向，而是开往别人要它去的地方，不知这个别人是谁，是秘密的，不合法的，天知道是那里来的人，还是投机者和私人经济资本家，或者两者都是，——总之汽车不完全按照，甚至常常完全不按照掌握轮盘的那个人所想象的那样行驶”[1]。
在这些话里提供了我们应该用来审查我们政策中根本问题的准则。汽车正往什么方向行驶？还有国家呢？政权呢？它是按照我们，代表工人和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的共产党人所要求的方向行驶着吗？还是没有按照我们所要求的方向？还是“不完全是”按照我们所要求的方向？
自从列宁逝世以来的这些年里，我们曾经不只一次地促使党的中央机关，之后并试图促使全党，注意这个事实：由于错误的领导，列宁所指出的危险已经大大地增长了。汽车不是按照工人和农民的利益所要求的方向行驶。尽管我们遭到了种种迫害，在党代表大会前夕我们仍然认为自己有义务，以加倍的努力唤起党对这个事实的注意。因为我们确信这个情况是可以纠正的。党本身可以纠正这个情况。
列宁说汽车常常驶往我们敌对力量所指示的地方，他这么说使我们注意两个极为重要的事实。第一，在我们社会里存在着敌视我们事业的力量，这就是富农、新资产阶级和官僚；他们利用我们的落后和我们政治上的错误，他们依靠国际资本主义的支持。第二，这些力量是强大到能把我们政府的、经济的汽车推往错误的方向，并且最后甚至企图（开头用隐蔽的形式）把汽车的方向盘抓过去。
列宁的话给我们规定了如下的责任：
（一）对富农、新资产阶级和官僚这些敌对力量的增长要提高警惕；
（二）要记住，随着国家的全面恢复，这些力量将竭力联合，把他们的“修正案”加进我们的计划里去，对我们的政策施加日益增大的压力，通过我们的机器来满足他们的利益；
（三）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去削弱这些敌对力量的增长、联合和压力，防止他们在实际上（虽然表面上看不出来）造成两个政权制度，这是他们一心想达到的目的；
（四）把这些问题的全部真相坦白地告诉全体劳动群众。其中包括“热月政变”的危险和反对这一危险的斗争这个根本问题的真相。
自从列宁发出他的警告以来，我们有许多事情改善了，但是也有许多事情更坏了。国家机器的影响在增长，但同时工人国家的官僚主义化也在发展。由于资本主义势力在农村中的绝对和相对增长及在城市中的绝对增长，因此我国资产阶级分子开始产生政治上的自觉意识。这些分子对于他们在工作中和在社交中接触到的那部分共产党人，竭力进行腐化，而其结果并不是总是不成功的。斯大林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向左开火！”的口号不能不促使党内右派分子和国内的资产阶级—乌斯特里雅洛夫分子更进一步联合起来。
“谁战胜谁”的问题要在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文化战线的各个方面长期进行阶级斗争来决定胜负——这是一场最后决定是社会主义发展路线呢，还是资本主义发展路线的斗争；是一场最后决定是按照社会主义路线分配国民收入呢，还是按照资本主义路线分配国民收入的斗争；是一场最后决定是单一的无产阶级政权呢，还是和新兴资产阶级平分政权的斗争。在一个小农、小小农和一般的小有产者占压倒多数的国家里，最重大的事变常常是断断续续地和暗中进行的，只是在最后才“意外地”爆发出来。
资本主义成分的主要表现是农村阶级分化和城市私人资本家的增多。农村的上等阶层和城市的资产阶级分子正愈来愈紧密地同我们国家——经济机构的各种环节连结起来。而这个机构常常在统计数字的掩盖下帮助新资产阶级，使它增大自己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的活动取得成功。
国营的、合作社营的和私营的贸易机构占去我们国民收入的一个很大份额，超过总生产量的十分之一。另一方面，近年来，私人资本以商业中间人的资格所经营的贸易，大大超过了全部贸易额的五分之一，每年的绝对数字则超过了五十亿。一直到现在，一般的消费者所需产品的50﹪以上是来自私人资本家之手。这对于私人资本家则成为他们利润和积累的根本来源。农业价格和工业价格的差额，批发价格和零售价格的差额，农村经济不同部门在不同地区和季节的价格的差额，国内和国际价格（走私货品）的差额，这些都是私人收益的经常来源。
私人资本在贷款上获取高利，在政府公债上赚钱。
私人资本在工业上的活动也是很可观的。虽然在最近这个时期私人资本的相对数字减少了，但它的绝对数字仍在增长。登记的私人资本经营的工业每年总产值为四亿。小型工业、家庭工业和手工业每年总产值为十八亿以上。总计，各种非国营工业加起来占全部商品生产的五分之一，占全部市场商品的40﹪左右。属于非国营工业的广大群众和私人资本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商业资本和家庭工业资本对于手工业工人群众各种公开的或隐蔽形式的剥削是新资产阶级积累资本的一个极为重要并且日益增大的来源。
税收、工资、价格和信贷是分配国民收入的主要工具，某些阶级从而得到加强，另一些阶级则被削弱。
目前农业税总的来说是以一种颠倒的累进办法征收的：对力量弱的课以重税，对力量强的和富农则只课以轻税。根据大致的估计，占苏联（即使把阶级分化高度发展的省份，如：乌克兰、北高加索和西伯利亚除外）土地所有者中34﹪的贫农，得到的纯收入占总数的18﹪。而占7.5﹪的最高层土地所有者获得的纯收入也正好是18﹪。而且，这两者缴纳大体相同数额的税——总税收的20﹪。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税收加在每一个贫农身上的负担比加在富农身上，或者比一般“力量强的”土地所有者身上的负担都要沉重得多。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的领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我们的税收政策绝没有“剥夺”富农。它一点也没有阻碍富农把不断增多的金钱和货物集中在他们手里。
间接税在我们预算中的作用正在惊人地增大，结果就降低了直接税的作用。仅此一端，税收的负担就自动从较富有的阶层身上转移到较穷苦的阶层身上。1925年至1926年，征自工人的税收为上一年的两倍，而征自其它城市居民的税收则减少了6﹪[2]。愈来愈沉重得难以忍受的酒税正好落在各工业部门身上。根据某些大致的估计，1926年和1925年比较，按人口计算的收入的增长，农民是19﹪，工人是26﹪，商人和工业家是46﹪。如果把农民划分为三个基本阶层，你就会看到富农收入的增加比工人收入的增加要多到难以比较的程度。根据税收材料估计出来的商人和工业家的收入，无疑是少于他们的实际收入的。但是，即使是这些加工过的数字，也清楚地证明了阶级分化有了发展。
在过去一年半之间，工农业价格的“剪刀差”已经更加扩大了。农民出售产品所得的价格，至多为战前价格的1.25倍，而他购买工业品所付出的价格至少为战前价格的2.2倍。去年一年，农民，并且主要又是下层农民的这种超额支出的总数为十亿卢布，这不仅加剧了工农业之间的矛盾，而且使得农村阶级分化大大尖锐化。
批发和零售价格之间的差额，使国营工业受了损失，也使得消费者受了损失，这就是说有一个第三方面得到了利益。得到利益的是私人资本家，因此也就是资本主义。
1927年的实际工资最多也不过维持了1925年秋季的水平。可是在这两年期间，无疑地国家变得更富了，国民总收入增加了，农村的富农阶层极为迅速地扩大了他们的储存，私人资本家、商人、投机者迅速地增加了他们的积累。很清楚，国民总收入中工人所占的份额是减少了，而其它阶级所占的份额却增大了。在评价我们的全面情况时，这个事实非常重要。
只有从心里认为我国工人阶级和我们党不能克服它的困难和危险的人，才会硬说，直言不讳地指出我们发展中的这些矛盾、指出这些敌对势力的增长，是惊慌失措和悲观主义。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必须看清危险。我们把它们确实地指出来，正是为了用正确的方法和它们斗争并且克服它们。
敌对势力——富农、新资产阶级和官僚——一定程度的增长，在新经济政策下是不可避免的。你不能用单纯行政或简单经济压力来消灭这些力量。由于我们提出和执行新经济政策，我们自己就为我国资本主义关系创造了一定的地盘，并且在将来很长的一个时期内，我们还必须承认它们是不可避免的。当列宁说下面这段话的时候，他不过是提醒我们注意工人必须知道的一个赤裸裸的事实：“当我们继续是一个小农国家的时候，资本主义在俄国就有比共产主义更牢固的基础。这是我们必须记住的……..我们还没有挖掉资本主义的老根，还没有铲除国内敌人的基础。”[3]
列宁在这里指出的无比重要的这个社会情况，我们已经说过，是不能简单地消灭的，但是我们能通过正确的、有计划的工人阶级政策，依靠贫农和依靠同中农的联盟来克服它，跟它斗争。这个政策是有机地包括在所有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在世界范围内的加强里面，包括在社会主义指挥中心最迅速的提高里面，这个指挥中心是为准备和发展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而工作的。
正确的列宁主义政策也包括策略的运用。在和资本主义势力进行斗争的时候，列宁常常采取部分让步的办法，以便麻痹敌人；采取暂时后退的办法，以便以后更成功地前进。现在也需要运用策略。但是在对于不能用直接进攻击败的敌人进行迂回运动作战的时候，列宁总是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这条战线上的。在他领导下，党总是明了采取每一个策略的理由，它的意义，它的限度，不可超越的界线，以及无产阶级再次开始前进的位置。在列宁领导下的那些年月里，后退就叫做后退，让步就叫做让步。由于这样，在迂回运动中的无产阶级队伍总是保持着它的团结一致、战斗精神和明确的目标意识。
在最近时期，领袖们已经肯定地脱离了这些列宁主义的方法。党盲目地被斯大林集团领着前进。这个集团掩盖敌人的势力，在每一个地方、每一件事情上制造一种成功的外表，它没有给无产阶级指出前途——或者，更坏的是，它给无产阶级指出一个错误的前途。它左右摇摆着前进，迁就和迎合敌对分子。它使得无产阶级队伍的力量削弱并且发生混乱。它促成了消极态度的增长、对领导不信任和对革命力量缺乏信心。它借口列宁主义策略而把非原则的左右跳跃伪装起来，这种左右跳跃总是出乎党的意料的，为党所不理解的，削弱党的力量的。唯一的结果是使敌人赢得了时间，他们前进了。斯大林、布哈林、李可夫的这一类策略的“典型”例子在国际上是他们的中国政策和对英俄委员会[4]的政策，在国内是他们对富农的政策。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一项彻底错误的政策的严重后果落在他们头上以后，他们才能发现真相，或者一部份真相。
在我党中央机构的政策实际上决定于斯大林集团的这两年[5]的结束之际，我们可以认为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个集团无力防止：(1)那些企图把我国的发展推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势力的无节制增长；(2)在富农、新资产阶级和官僚力量增长的相形之下，工人阶级和贫农地位的削弱；(3)工人国家在和国际资本主义斗争中一般地位的削弱，苏联国际威信的下降。
斯大林集团明显的错误是：不把全部真实情况告诉党、工人阶级和农民，反而掩盖事实，讳言敌对势力的增长，不许那些追究和揭发真实情况的人开口。
在整个情况表明危险来自右面的时候，却集中向左开火；粗暴地、机械地压制表示无产阶级对无产阶级革命命运正当震惊的一切批评，公然默许右倾趋势，削弱党的无产阶级和老布尔什维克核心的影响——所以这些事情，正是在最需要无产阶级的积极活动、党的警惕和团结、对列宁真正遗产的忠诚这样一个时期，来削弱工人阶级并使它解除武装。
党的领袖们曲解列宁，修改列宁，解释列宁，补充列宁，视其掩盖他们连续犯下的每一错误的需要而定。自从列宁逝世以来，一系列的新理论被创造出来了，唯一的意义是：为斯大林集团脱离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提供理论依据。孟什维克、路线转换派【事后的同情者】和资本主义报刊欢迎斯大林—布哈林—马尔丁诺夫的政策和新理论，并且认为这是一个“从列宁前进”（乌斯特里雅洛夫）的运动，是“具有政治家风度的说理”，是“现实主义”，是对革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乌托邦”的否定。他们欢迎从党的领导中清除一支布尔什维克军队——列宁的战友——，并且认为这是一个改变党的根本路线的实际步骤。
同时新经济政策在初步阶段的发展，没有受到坚决的阶级政策的制约和修正，将造成同样性质的更大危险。
二千五百万小农户是俄国资本主义势力的根源。逐渐从这一大批人中出现的富农阶层，正在重演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下埋装一个大地雷。这个过程的前途最终取决于国营企业增长和私营企业增长的对比。我们工业增长的缓慢步伐大大增加了农民中的阶级分化的速度和由此而产生的在政治方面的危险。
列宁写道：“在其它国家的历史上，富农屡次恢复过地主、皇帝、神甫、资本家的政权。以前所有欧洲的革命由于工人软弱，富农使共和制退到了君主制，使劳动人民的政权退到了剥削者、富人、寄生虫的专政。….你可以相当容易地使富农同地主、沙皇、神甫讲和，即使他们互相争吵，但是要使它同工人阶级讲和，永远办不到。”[6]
谁要是不懂得这一点，谁要是相信“富农长入社会主义”，谁就只能使得革命撞在暗礁上毁灭。
我国存在着两个互不兼容的基本立场。一个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立场，另一个是一心要把我们的发展转到资本主义轨道上去的资产阶级立场。
资产阶级和追随它的小资产阶级各阶层这个阵营，把它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工厂主的私人首创精神和个人利益上。这个阵营把它的赌注下在“力量强的农民”身上，要使合作社、工业和我们的对外贸易都为这种农民利益服务，这个阵营认为社会主义工业不应该依靠国家预算，它不应该发展得太快以致损害农业资本家的利益。争取提高劳动生产率对于日益加强的小资产阶级来说，就是压榨工人的体力和神经。争取降低价格对它来说，就是为商业资本的利益而减少社会主义工业的积累。反对官僚主义对它来说意味着解散工业，削弱计划中心；意味着把重工业置于不重要的地位——这又是进行一次有利于力量强的农民的调整，并且很快就放弃对外贸易垄断制。这就是乌斯特里雅洛夫之流的路线。这条路线的名字就是根据分期计划实现资本主义复辟。这在我国是一个强大的趋势，它影响着我们党内的某些集团。
关于无产阶级路线，列宁是这么说的：
“只有在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最终平定剥削者的一切反抗，确使他们完全屈服，并保证本身完全巩固，在大规模集体生产和最新技术（全部经济电气化）的基础上改组全部工业的时候，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的巩固才能认为是有了保证。只有这样，城市才有可能给落后和无变化的农村以技术的和社会的根本的帮助，这种帮助将为大大提高农业和耕作劳动生产率打下物质基础，从而用实例的力量和小农自身的利益迫使他们过渡到大规模的、集体的、用机器耕种的农业上去”。[7]
我们党的整个政策——预算，税收，工业，农业，对内和对外贸易，一切的一切，应该建立在这个原则上。这就是反对派的根本立场。这就是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这两个立场之间，斯大林派一天天趋近前者，他们正沿着一条时而稍稍向左然后大大向右的摇摆路线前进。列宁主义路线是在同资本主义成分不断斗争中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乌斯特里雅洛夫路线是在资本主义基础上、以逐步侵蚀十月革命果实的方式来发展生产力。斯大林路线在客观上导致生产力发展的速度减慢，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降低，从而为乌斯特里雅洛夫路线的最后胜利准备了条件。斯大林路线背离了社会主义的真面目是掩盖在人们熟知的社会主义辞句的假面具下面的，因此它的危险性和破坏性就更大。我们建设过程的完成会把经济发展的全部根本问题暴露出来，并且会使得斯大林的政策破产，这种政策用来解决重大问题——无论中国革命问题，或者苏联基本建设问题，是完全无能的。
尽管情势紧急，并且由于现领导的生硬错误而使紧急情势达于极点，情势仍然是能够扭转的。但是必须改变党领导集团的路线，并且必须按照列宁所指示的方向，雷厉风行地改变。
第二章 工人阶级和工会的状况
十月革命使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一个大国的统治阶级。我们把生产数据收归国有是把那个以人剥削人为基础的整个社会制度加以社会主义改造的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我们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是彻底全面改变工人阶级物质文化生活条件的第一步。尽管我们的国家穷困，我们的劳动法给了工人——甚至过去被剥夺所有集体自卫权利的最落后工人——法律保证，这是最富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从来没有也永远不能给工人的。工会已被提高到一个统治阶级手中的极为重要的社会工具的地位，这就使它一方面能够把那些在其它情况下完全无法接近的群众组织起来，另一方面能够直接影响工人国家的整个政治路线。
党所面对的问题是保证这些最高的历史成就的进一步发展，——这就是用真正社会主义的内容来充实它们。我们在这条道路上能否成功决定于国内和国际的客观条件，也决定于我们路线的正确性和领导的实际才能。
在估计我国沿着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发展的情况时，决定性的因素应当是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成分对资本主义成分的优势——加上工人阶级各方面生活条件的改善。这种改善在物质方面（产业工人就业的数目，实际工资的提高，工人预算的性质，居住条件，医药治疗等等）、在政治方面（党，工会，苏维埃，共青团）、最后在文化方面（学校，书籍，报纸，剧场）都应该是很明显的。企图把工人根本的具体利益放在不重要的地位，并且在“基尔特社会主义”这个诬蔑性的借口之下把工人的根本的具体利益同工人阶级的总的历史利益对立起来，这种企图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政治上是危险的。
工人国家占用剩余价值当然不是剥削。但是首先，我们的工人国家是一个有官僚主义偏差的工人国家。庞大臃肿而享有特权的行政管理机构吞掉了很大一部份剩余价值。其次，日益成长的资产阶级用贸易和在不正常的价差上投机的手段，盗取了国营工业所创造的一部份剩余价值。
一般来说，在经济恢复的这个时期，工人的数目和他们的生活条件已有所提高，这不仅是绝对的提高而且是相对的提高——也就是同其它阶级的增长相比较。但是，在最近时期，发生了一个急剧的变化。工人阶级数目上的增长及其状况的改善几乎停止了，而它的敌人却在继续增长，而且是以一种加快的速度在继续增长。这必然导致不仅工厂工人状况的恶化，而且导致无产阶级在苏维埃社会中所占的比重下降。
资产阶级在工人中的代理人孟什维克正在得意洋洋地指点我们工人物质上的可怜状况。他们正在竭力煽动无产阶级反对苏维埃国家，竭力劝诱工人接受资产阶级—孟什维克的口号——“恢复资本主义”。骄傲自满的官吏在反对派坚持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主张里看见了“孟什维克主义”，这正是给孟什维克主义尽了最大的义务，正是把工人驱赶到它的黄色旗帜下面去。
要克服困难必须了解困难。必须公平正直地用劳动群众的实际状况来检验我们的成功和失败。
工人的状况
到1925年秋季为止，我们的经济恢复时期使工资有了充分迅速的提高。但是从1926年开始的实际工资大为降低的情况直到1927年初才被扭转。1926—1927年会计年度的头两个季度，大企业中的每月平均工资以莫斯科卢布计算，分别为30卢布67戈比，和30卢布33戈比；而1925年秋季为29卢布62戈比。第三季度——按照初步估计——为31卢布62戈比。因此今年的实际工资没有变动，大致在1925年秋季的水平。
当然，特殊部类和特殊地区——首先是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工人的工资和一般物质水平无疑是高于这个平均水平的。但是另一方面，其它广大的工人阶层的物质水平却大大低于这些平均数字。
而且，所有的数据都证明工资的增长落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劳动强度加强了，而恶劣的劳动条件仍然未变。
工资的提高愈来愈以要求加强劳动强度为条件。这些新趋势是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不兼容的，而中央委员会在其著名的关于合理化的决议[8]中加强了这种趋势。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了这项决议。这种政策意味着，由于发展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增加的社会财富本身并不导致工资的增加。
工人数目的微小增长意味着每一个家庭中劳动成员的数目的降低。以实际卢布计算，从1924—1925年以来，工人家庭的开支预算降低了。住房费用的增高迫使工人把它的一部份住房出租。失业者直接或间接地加重了工人预算的负担。迅速增加的酒类消费加重了他的预算负担。从总数可以看到工人的生活标准明显地下降了。除非在实行生产合理化的同时，把工业和交通扩大到足以吸收被解雇的工人，否则现在推行的生产合理化必将使得工人阶级的状况更加恶化。实际上，“合理化”的结果常常是把一些工人“赶出去”，并且降低其余工人的物质条件。这必然使得工人群众对合理化本身充满不信任。
在劳动条件恶化的情况下，常常是工人中最弱的部分最倒霉，这就是：非熟练工人，季节工人，女工，青工。
1926年，几乎在工业所有部门中，女工的工资同男工相比较有了明显的下降。在三个工业部门的非熟练工人中，女工1926年3月的收入分别为男工收入的51.8％，61.7％和83％。在泥炭工业和装卸工作等方面，一直没有实行改善女工工作条件的必要措施。青工的平均收入和所有工人的收入相比较是在不断的下降。1923年为47.1％，1924年为45％，1925年为43.4％，1926年为40.5％，1927年为39.5％[9]。
1926年3月，49.5％的青工收入少于20卢布[10]。规定在每一事业单位的一定数目的工人中要雇用一定数目的青工的条例被取消了，这对青年工人和工人家庭是沉重的打击。青工的失业数字正在大大地增加。
农业工人
在全国350万雇佣工人中，有160万是男女农业雇工。在这些农业雇工里只有20％被组织在工会中。工资合同的登记刚刚开始。他们工资之低几乎等于奴隶劳动。农业雇工的工资向来低于法定的最低限度——而且这情形甚至常常发生在苏维埃农庄中。平均实际工资不高于战前水平的63％。工作日很少有低于十小时的。实际上，多数情况是没有时间限制的。工资的支付是不定期的，并且是在令人难忍的拖延之后才支付。农业雇工的这种悲惨状况不仅是由于在落后的农民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的困难而引起的结果。而且这也是错误路线的必然结果，这条路线实际上——在实际生活里——所优先关心的是农村的上层阶层，而不是下层阶层。我们必须全面地，有步骤地保护农业雇工，不仅要反对富农，还要反对所谓“力量强的”中农。
住房问题
工人通常的居住面积向来大大低于整个城市居民的平均居住面积。大工业城市的工人在这方面是居民中受惠最少的。在一系列所调查的城市中，各社会阶层在居住面积分配上的情形如下：
产业工人，每人5.6平方公尺；职员，每人6.9平方公尺；手艺工匠，每人7.6平方公尺；自由职业者，每人10.9平方公尺；非工人成分，每人7.1平方公尺。工人占末位。而且，工人的居住面积正在一年一年地缩小，而非无产阶级分子的居住面积却在扩大。住房建设问题的总的状况威胁着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五年计划无视这个事实，提出了一个住房建设的远景，按照这个远景，五年之后的住房情况比现在还要糟糕。而且这是委员会自己承认的。按照五年计划，到1931年末的时候，平均标准将从1926年末的11.3平方阿尔申[11]降到10.6阿尔申。
失业问题
工业化发展迟缓的情形在其它任何方面都不如在失业问题上表现得那样可怕，失业打击着工业无产阶级的基本队伍。1927年4月失业登记的官方数字是1,278,000人[12]。失业实际人数大约二百万。失业人数的增长比起就业工人总数来是快得无可比拟。按照国家计划委员会所制订的五年计划，我国工业在整个五年期间将吸收四十万稍多一点的固定就业工人。这意味着，加上不断从农村流入的工人，到1931年底时失业人数将增加到三百万人。这种情势将引起的后果是，无家可归的儿童、乞丐和妓女的增多。付给失业者的少量失业保险金引起了人们正当的不满。救济金的平均数为11.9卢布——约等于战前5卢布。工会救济金的平均数为6.5到7卢布——而且在失业的工会会员中大概只有20％的人可以领到这种救济金。
劳动法规被加上了许许多多的解释，为数之多超过了它本身的条文好几倍。而这些解释实际上是取消了法规的许多条文。特别是关于临时和季节工人的法律保障被破坏了。
最近实行的签订集体合同的制度是以几乎普遍地放松法律限制和压低工资等级标准为特点的。赋予经济管理部门以强制仲裁权，这就使得集体合同本身形同虚设，使它从一种双方协议的行动变成一道行政命令了[13]。工业方面拨充工人的赔偿金的款项是非常不充分的。根据劳动人民委员会的材料，在1925—1926年度，在每一千工人中发生因伤残废事故为97.6起。每年有十分之一的工人受伤。
劳动纠纷事件的激增在这几年来是很突出的，这些事件大部分是用强迫手段而不是用调解方式加以解决的。
车间里的制度每况愈下。行政机构愈来愈力求建立起他们的无限权威。工人的雇用和解雇实际上完全操在行政机构手中。革命前的那些雇主和工人的关系现在并不罕见。
生产会议逐渐变得形同虚设。工人所通过的实际建议大部分从来没有实现过。而这种生产会议所提出的改进措施，其结果往往是使工人遭到裁减，这种情形就使得工人对于生产会议感到厌恶。因此出席生产会议的人寥寥无几。
在文化方面，必须注重提出的是学校问题。让孩子受初等教育对工人来说正变得愈来愈困难，更不要说职业训练了。几乎在所有的工人阶级区，缺乏学校的情形在继续发展。父母必须支付学杂费，这实际上就剥夺了工人子女受教育的机会。学校的缺乏和幼儿园设备不足驱使很大一部份工人子女在街头嬉戏。
工会和工人
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一项决议中所指出的“在工厂劳动条件问题上的利益矛盾”，近年来大大地发展了。但是，近来党关于工会运动的整个政策和工会领导人的实际行动对于工会产生了这样一种影响，那就是，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所说：“工会往往不善于处理他们的工作，表现了片面性，常把主要的和最重要的任务放在无足轻重的地位上；主要的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卫工会组织下的群众的经济利益，尽一切可能提高他们的物质和精神水平。”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以后的情况并没有变得较好一些，而是更坏了。工会的官僚主义化更进了一步。
在十个产业工会选举产生的执行机构的全部人员中，车间工人和非党工人积极分子所占的百分比是微乎其微的（12﹪—13﹪）。工会代表会议的极大多数代表是和工业完全没有关系的人[14]。工会和工人群众同社会主义工业的行政方面的关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疏远。工会组织下的工人群众的自主活动已被工会支部书记、工厂经理、工厂委员会和车间委员会的主席（“三边”）之间的协议所代替。工人对工厂委员会和车间委员会抱着不信任的态度。出席会员大会的人是很少的。
工人的不满既然在工会中无处发泄，因此不得不压抑下去。“我们千万不要太积极——如果你想保住饭碗，就别那么多嘴多舌”。这样一些说法是很平常的[15]。在这种情况下，工人方面必然愈来愈多地企图在工会组织以外采取行动以改善他们的状况。仅仅由于这一点就必须根本改变目前的工会制度。
最重要的实际建议
一、物质条件方面
（一）根除任何企图延长八小时工作制的倾向。只在绝对不可避免的时候才允许延长工时。不允许在雇用临时工人上滥用职权，不允许把正式工人降低为“季节工人”待遇。在违背以前的规定而延长工时的有损健康的行业里，取消所延长的工时。
（二）最急迫的问题是提高工资，至少要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相适应。将来的方针必须是适应劳动生产率的每一增长有计划地提高实际工资。必须使不同部类的工人的工资差别达到日益平衡，方法是有计划地提高低薪工人的工资，而绝不是降低高薪工人的工资。
（三）我们必须制止官僚主义式地滥用合理化措施。合理化必须同相应的工业发展、同按计划分配劳动力、同反对浪费工人阶级生产力——特别是熟练工人——的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
（四）减轻失业的恶果：(1)必须调整失业救济金，使之相当于具体地区的平均工资。(2)鉴于失业时间的持久，救济期必须从一年延长到一年半。(3)不允许再降低社会保险税，对实际上不缴纳社会保险税的行为必须进行一次认真的斗争。(4)必须制止把保险基金用在一般保健和卫生措施上。(5)我们必须全力反对“在被保险人身上进行节约”的倾向。(6)我们必须取消在各种借口下剥夺真正失业工人领取救济金和向职业介绍所登记的权利的一切条例。(7)必须以增加失业者的福利（从产业工人开始）为方针。我们必须为开办长期社会事业制订多方考虑和细心编制的计划，按照这种计划，失业的劳动力将得到利用，而充分有利于国家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五）有计划地改善工人的居住条件。在全部住房问题上坚决实行阶级政策。不允许牺牲工人利益而去改善非无产阶级成分的居住条件。不许把被解雇的工人和半失业的工人赶出住房。
必须采取有利措施使公寓房屋有较健全的发展。必须使低薪工人可以得到公寓房屋。不允许上层职员占去原定拨给产业工人的房屋。
必须放弃国家计划委员会所制订的明显违背社会主义政策的住房计划。必须责成各企业机关充分增加其住房建筑开支，和供此项用途的预算款项及贷款，以使今后五年内工人住房确实得到改善。
（六）集体合同必须在工人会议上进行真正的而不是虚有其表的讨论之后才能签订。即将召开的党代表大会必须撤销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给工厂行政方面以强制仲裁权的决议。劳动法规必须被看做劳动者的正当要求的最低限度，而不是最高限度。集体合同必须包含合同整个有效期间不许裁减工人和职员的保证（特许例外必须载明）。生产指针必须以一般工人而不是个别工人为基础加以核定，并且这将做为工资合同整个有效期间的指标。凡是使得工人的各种待遇标准低于原合同的任何修改，均应宣布绝对禁止。
（七）工资和标准局必须至于工人和工会的有限控制之下，必须停止工资和标准的经常改变。
（八）安全设备和改善工厂条件的拨款必须增加。不执行劳动保护条例的必须课以更高罚款。
（九）必须重新审查对劳动法规所做的一切解释，那些导致劳动条件降低的解释必须予以取消。
（十）对于女工实行“同工同酬”。一般地应把妇女工作分在较高等级。
（十一）禁止学徒无偿劳动。禁止降低青工工资。必须采取措施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
（十二）绝对不准实行有损工人切身利益的节约措施。我们必须恢复那些从工人那里剥夺掉的“琐细开支”（孩子日托，公共汽车票，较长的假期，等等）。
（十三）工会必须更多地注意季节工问题。
（十四）工厂内供应工人的医疗设备必须增加（救护车，急救室，医院，等等）。
（十五）为工人区儿童设立的学校的数量必须增加。
（十六）国家必须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加强工人合作社。
二、工会方面
（一）评定工会工作，主要应以它在目前工业的可能限度内在多大程度上维护了工人的经济和文化利益为准。
（二）党组织在决定有关工人群众经济和文化利益的措施时，必须认真考虑工会中共产党员的意见。
（三）工会工作的基础必须是：认真选举，凡事公开，对会员负责。
（四）行政机构的组成必须和同级工会机构进行真正的而不是虚有其表的协商，取得意见一致。
（五）在每一届工会代表大会（包括全苏工会代表大会）和一切由选举产生的工会机构（包括全俄工会理事会）中，直接参加生产的工人必须占多数。非党工人在这些机构中所占的比例至少必须提高到三分之一。
必须定期选派一定数量的工会机关干部去从事生产劳动。
在工会活动中更多地采用志愿工作制，广泛实行志愿工作的原则，更多地鼓励车间工人参加志愿工作。
（六）不允许因党内分歧而撤换被选入工会的共产党员。
（七）必须保证车间委员会和工厂委员会对于行政机构的绝对独立性。雇用和解雇工人，把工人从一个工种调到另一工种工作超过两星期等——所有这一类的事只有在通知车间委员会以后才能办理。为反对在这一类事情上的滥用职权，车间委员会得有权向相当工会和纠纷评议委员会对行政方面的决定提出控诉。
（八）必须保护工人通讯员的权利，因通讯员进行揭发而对之加以迫害的人，必须受到严厉的惩处。
刑法中应该加进一条，凡是因提出批评，提出独立建议，以及投票，而对工人直接或间接、公开或暗中加以迫害的，应作为危害国家的严重罪行而予以惩处。
（九）必须扩大生产会议监督委员会的职权，使之有权监督生产会议决议的执行，并有权检查生产会议在保护工人利益方面的成绩。
（十）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在列宁领导下通过的关于国营企业罢工问题的决议，仍然有效。
当租让企业发生罢工时，应把它看作私营企业。
（十一）重新审查劳动统计的全部制度，它以现在的形式所提供的工人阶级的经济和文化状况都是不真实的、显然带有伪饰的，因此极大地妨害了保卫工人阶级经济和文化利益的工作。
工人阶级在十月革命十周年时的困难状况，归根结蒂当然可以说是由于国家的贫困、由于干涉和封锁的结果，由于资本主义环境对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的不断斗争。这种状况不能一下子改变。但是我们能够也必须用正确的政策改变这种情况。布尔什维克的任务不是自满地去描绘他们的成就——当然确实有成就——，而是明确地提出还要做什么、必须做什么、以及如有正确的政策就能做到什么的问题。
第三章 农业问题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
“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16]或者是无产阶级国家依靠工业的高度发展和电气化去克服千百万的小企业技术上的落后性，并且在集中化和集体化的基础上把它们组织起来；或者是资本主义在农村积蓄力量，破坏城市里的社会主义基础。
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农民——这是指不剥削别人劳动的基本农民群众——是同盟军，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命运都依靠同它之间的正确联盟。关于农民问题，列宁在下面的话里早已正确地规定了我们现阶段的任务：“善于同中农达成协议，一分钟也不放弃对富农的斗争，只是牢牢地依靠贫农。”[17]
在农民问题上，斯大林—布哈林集团正在修正列宁，他们修正的主要方面可以概括为以下八点：
（一）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即：只有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才能帮助农民沿着集体化道路改造农业。
（二）对于雇农和贫农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农村地区的社会基础这个问题，估计不足。
（三）把我们在农业经济的希望寄托在所谓“力量强的”农民身上——这在实质上即是富农。
（四）忽视或公然否认农民所有制和农民经济的小资产阶级性质。这是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转向社会革命党人的学说。
（五）低估资本主义成分目前在农村中的发展，并且掩饰农民中正在发生的阶级分化。
（六）创造了一种起瓦解作用的学说，大意是：“富农和富农组织是没有任何希望的，因为我国发展的总框框是由无产阶级专政的结构预定的。”[18]
（七）鼓励“富农合作社的核心长入我们的制度里来”[19]。“这个问题可以表述为，必须让富裕农民和富农发挥他们的经济潜力”。[20]
（八）企图把列宁的“合作社计划”同他的电气化计划对立起来。按照列宁自己的意见，只有把这两个计划结合起来才能保证过渡到社会主义。
新资产阶级的代表利用官方集团这些修正主义的倾向，已经同我们国家机关的某些环节勾结起来，他们正公然企图把我们在农村中的全部政策转到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并且，附带说一下，富农和富农思想的辩护人把他们的野心用关心生产力的发展、关心“一般的”商品产量的增长等等托词掩盖起来。事实上，富农的生产力的发展和富农的商品生产的增长正在压制和阻碍着所有其它农民经济生产力的发展。
虽然我们农业恢复的过程比较迅速，但农民经济的商品生产是很低的。1925年至1926年间，投入市场的商品总量为战前水平的64﹪，出口量仅为1913年出口量的24﹪。这除了由于农村本身一般消费量增加[21]以外，主要由于农业产品和工业产品之间的差价，以及富农加紧囤积食物。甚至五年计划也不得不承认“由于一般地缺乏工业产品，就使得城乡间货物的等价交换受到一定的限制，降低了可能投入市场的农产品数量”[22]。因此，工业的落后延缓了农业的发展，特别是延缓了农业商品生产的发展。它破坏了城乡联盟，并且引起农民中迅速的阶级分化。
反对派在有关农民政策的有争论的问题上的看法，已经得到了完全、绝对的证实。在反对派尖锐批评的压力下，我们的总路线已经有了部分的改正，但是这些改正并没有阻止住官僚集团继续倒向“力量强的农民”方面去的倾向。为了证明这一点，只要指出下面的事实就够了，从加里宁的报告来看，在第十四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没有一个字提到农村的阶级分化或者富农的增长。
这个政策只有一个结果：我们将要失掉贫农，并且争取不到中农。
农民中的阶层分化
近年来农业地区已经朝着资本主义阶级分化的方向走了很远。
在过去的四年间，无地和少地的阶层减少了35﹪—45﹪。同时占有六到十俄亩的阶层增加了100﹪—200﹪。占有十俄亩以上的阶层增加了150﹪—200﹪。无地和少地阶层百分比的减少，很大原因是由于破产和流散。例如，在西伯利亚，在一年的期间，15.8﹪的无地农户和3.8﹪的占有二俄亩以下土地的农户流散和消失了。在北高加索，14.1﹪的无地农户和3.8﹪占有二俄亩以下土地的农户流散了。
没有马匹和农具的农户要升入下中农地位是极端缓慢的。目前全国仍然有30﹪—40﹪没有马匹和农具的农户，这类农户中的基本群众正在下降到贫农的地位中去。
在北高加索，主要生产手段的分配如下：50﹪的最贫穷农户占有生产手段15﹪。中间阶层，占农户总数的35﹪，占有主要生产手段的35﹪。最高阶层，占农户总数的15﹪，占有生产手段50﹪。在其它省分（西伯利亚、乌克兰等地）也可以看到生产手段分配的同样情况。
上述土地和生产手段分配不平等的情况在不同阶层农户的存粮分配中也可以得到证实。1926年四月一日，农村中58﹪的剩余粮食是在6﹪的农户手里[23]。
出租土地所占的比例一年年地增加。在多数情况下，出租土地的业主都是占有生产手段的大土地所有者。在绝大多数的场合，为了逃税，出租土地的事情是隐秘的。贫农既缺乏农具又缺乏牲口，他们大部分是用租来的工具和牲口耕种土地。地租的条件和农具及牲口租费的条件几乎苛刻到奴隶制的程度。伴随着这种物质上的奴役，金融上的高利贷也在发展。
目前农民所有权的分裂不但没有减弱，而是加强了阶级分化的过程。机器和贷款并没有在农业社会主义化上发生作用，而是经常落入富农和富裕农民的手中，从而加强了对雇农、贫农和下中农的剥削。
除了土地和农具集中在最高阶层的手中以外，他们使用雇工的程度也在日益增高。
另一方面，或者由于彻底破产和流散，或者由于个别家庭成员出走，因此一批数目不断增加的“雇农”正从下层和部分中层农户中出现。这些剩余劳动力有些落在富农或“力量强的”中农的奴役之下，有些流入城市，还有很多人找不到任何职业。
尽管这些情况已经发展得很严重，并且使得中农在经济上的比重下降，但中农仍然是在数量上最大的农民阶层。把中农争取到社会主义农业政策方面来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主要问题。把我们的希望放在所谓“力量强的农民”身上，实际上就是把我们的希望放在中间阶层的进一步分化上。
只有对雇农的适当关心，只有以贫农和贫农同中农联盟为基础的路线，只有同富农坚决斗争，只有工业化的道路，只有阶级路线的合作社道路和阶级路线的农村信贷制度，才能把中农吸引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上来。
实际建议
在目前正在进行的农村阶级斗争中，党必须不是口头上而是实际上站在雇农、贫农和中农基本群众前面，并且把他们组织起来反对富农的剥削企图。
为了加强农业无产者——这是工人阶级的一部份——的阶级地位，需要采取我们在工人阶级的状况那一节里所提出的一系列措施。
必须不再使农业贷款在大多数情况下成为农村富裕阶层的特权。我们必须结束目前这样的状况——贫农的微乎其微的储蓄不是用于他们所希望的用途上，而是用于为富裕阶层和中等阶层服务。
必须迅速发展集体化耕作，用以抵销农村私人所有制的增长。必须有步骤地、逐年资助贫农组织集体农庄。
同时，我们必须更有步骤地帮助集体农庄以外的贫农，方式有：完全免税，适当的土地政策，农具贷款，吸收他们参加农业合作社。“使苏维埃活跃起来，从而造成非党农民的活动中心”（斯大林—莫洛托夫），这个口号既没有阶级内容，而且实际上会加强农村上层的支配作用，我们必须采取下面的口号来代替它：“建立由雇农、贫农和接近雇贫农的中农所组成的非党活动中心。”
我们必须建立一个真正有计划的、普遍的、长期的贫农组织，这个组织以生活中的实际政治和经济问题为中心，诸如选举问题，税收问题；对贷款、机器等的分配的影响、土地分配和利用、合作社的建立、贫农从合作劳动中得到现金报酬等等。
党应该用一切手段促进中农在经济上的发展——在谷物价格上采取明智的政策，在组织贷款和合作社方面使他们可以得到贷款和加入合作社，有步骤地、逐渐地使这个人数最多的农民阶层可以得到大规模的、使用机器的、集体经济的好处。
党在日益增长的富农阶级这个问题上的任务应该是从各方面限制他们的剥削活动。我们绝不能允许继续违背我们宪法载有的剥夺剥削阶级在苏维埃中的选举权的条款。下述的措施是必要的：实行累进税制度；采取国家立法措施保护雇农和规定农业工人的工资；在土地分配和土地使用问题上采取正确的阶级政策；在向农村拖拉机和其它生产工具问题上也同样采取正确的阶级政策。
农村地租制度的发展，目前使用土地的办法（按照这个办法，土地由土地公社处理，而土地公社是处在一切苏维埃的领导和控制之外并且日益处于富农的影响之下），第十四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在每年分配土地时“给以补偿”的决议——所有这一切都在破坏着土地国有化的基础。
加强土地国有化的一个重要措施是，把这些土地公社从属于国家地方机关，在处理一切有关土地分配和使用的问题上确立地方苏维埃（清洗其中的富农分子）的有力控制。这种控制的的目的应该是最大限度地保护贫苦和无力的小农的利益免受人数众多的富农的侵害。必须在我们现有经验的基础上制订一系列补充的措施，用以制止土地公社中富农所占比例的过份增长。尤其是，必须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事实上把作为土地出租者的富农置于农村苏维埃政权的完全和绝对的监督和控制之下。
党应该粉碎一切只在取消和破坏土地国有化的倾向——土地国有化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基本支柱。
目前实行的普遍农业税制度应该改变，改变的方针是：完全免除40﹪—50﹪最贫困农户的税收，并且不许因此在中农基本群众身上增加任何税收作为补偿。收税的日期应该适合下层纳税人的利益。
应该拨出为数要大的多的一笔款项用于建立苏维埃农场和集体农庄。必须最大限度地放宽新建立的集体农庄和其它形式的集体化组织归还贷款的期限。被剥夺选举权的人不能作为集体农庄的庄员。把小生产变成集体大生产的思想应该贯穿到合作社的全部工作中去。在机器供应方面必须坚决实行阶级路线，必须对欺诈的机器公司特别进行斗争。
分配土地的工作必须继续进行，其一切损失由国家负担，首先必须关心集体农庄和贫苦农户，最大限度地保护它们的利益。
谷物和其它农产品的价格应该保证贫农和中农里的基本群众起码能够维持和逐渐提高他们现有的经济水平。应该采取措施消除秋季和春季之间的谷物价差。因为这种差别对于农村贫苦阶层来说损失极大，而其全部利益都归于上层。
不仅必须大大地增加贫农基金的拨款，并且必须彻底改变农业贷款的方针，使之保证贫农和无力的中农能得到低利长期贷款，并且取消现在实行的保证人和担保的制度。
合作制
农村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就是要在大规模的、使用机器的、集体经济的基础上改造农业。正如列宁在《论合作制》一文里所说的，对于农民基本群众来说，合作制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最简单的道路。这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制度给予农民的巨大利益。只有发展农业机械化这个方法才能为社会主义合作制（或者集体制）造成广阔的基础。没有生产方法上的技术革命——这就是说，没有农业机器，没有作物轮作制，没有人造肥料，等等——，农业真正集体化的工作就不可能成功和展开。
供销合作社只有在下数条件下才能导向社会主义：（一）这个过程在社会主义成分（特别是大工业和工会）的经济和政治的直接影响之下发生。（二）农业合作社发挥贸易职能的过程逐渐导致其本身的集体化。农业合作社的阶级性质不仅决定于参加合作的农民的不同阶层在数量上的比重，而且尤其决定于他们在经济上的比重。党的任务就是要尽力使农业合作制成为贫农和中农的真正联盟，成为贫农和中农反对富农经济势力增长的斗争武器。我们必须有步骤地和坚持不懈地把农业无产者引导到建立合作社的事业中来。
只有在参加合作的人口得到最大限度独立的条件下才可能有成功的合作社结构。合作社同大工业和无产阶级国家间的真正联盟应该是各合作社组织的正常制度联盟，不允许官僚主义的控制方法。
党领导显然背离布尔什维克在农村的基本路线，他们倾向于寻求富裕农民和富农的支持；他们用反无产阶级的言词掩盖他们这种背离行为，说什么“穷人的幻想”， “吃白饭”， “懒汉主义”，并说在保卫苏联上贫农的价值不大——鉴于所有这些情形，我们比任何时候更有必要牢记我们党纲上的话。在明确指出我们同中农联盟的极端重要性之后，党纲简单明了地宣称：“俄国共产党在其全部农村工作中仍旧是依靠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农民力量。党首先把他们组织为独立的力量，建立农村党核心，建立贫农组织，建立农村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分子的特殊类型的工会，诸如此类。用一切可能的办法使他们同城市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使他们摆脱农村资产阶级和小私有者利益的影响。”[24]
第四章 国营工业和建设社会主义
工业发展的速度
“社会主义的唯一的物质基础，就是同时也能改造农业的大机器工业。”[25]
在一定的历史情况——资本主义的包围和世界革命的迟迟未到——下，在目前最初阶段，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条件就是工业化的速度必须迅速到足以保证在最近的将来至少解决下列问题：
（一）国内无产阶级的物质地位必须绝对地和相对地加强（增加就业工人的数量，减少失业人数，改善工人阶级的物质水平，特别需要按照卫生标准扩大工人阶级的住房面积）。
（二）工业、运输和电站工作的发展速度至少必须同全国需要和资源的增长相适应。
（三）必须使农业有可能逐步过渡到较高的技术基础上，并且保证为工业提供日益增多的原料。
（四）在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上，在技术问题上，在改善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物质条件问题上，苏联绝不能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而必须在最近的将来超过它们。
（五）工业化必须达到足以保证国防的程度，特别是保证军事工业的适当增长。
（六）社会主义成分、国家成分和合作社成分必须有步骤地增长，排挤一部份、同时控制和改造另外一部份前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资本主义的和前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
虽然我们在工业、电气化和运输方面有很大成就，但是工业化还远没有得到必须和可能的发展。目前工业化的速度以及为今后几年规定的速度是显然不够的。
没有，当然也不可能有一种政策使我们可以一下子解决所有的困难，或者把有步骤地发展我国工业和文化的一个长时期一下子跳过去。但是我们在工业和文化上十分落后的状态要求特别加紧的努力，把我们的一切财富真正地、及时地动员起来，正确地利用每一种资源，最迅速地实现国家工业化。工业，还有运输、电气化和建筑工作长期落在人民的要求和需要后面，落在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制度的要求和需要后面；由于这种落后，全国经济周转好像被夹在一把钳子里。这种落后使得农产物商品部分的成交和出口降低。它使进口受到极为狭窄的限制，使生产价格和成本提高，使切尔文[26]不稳定，使生产力的发展迟缓。它延迟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一切物质条件的改善，造成了失业的惊人增长和生活条件的恶化。它破坏了工业同农业的联盟，削弱了我国自卫的能力。
工业发展速度不够快转过来又导致农业发展的迟缓。同时，没有农业生产力的决定性的提高和商品生产的大量增加，工业化也是不可能的。
价格
不逐步地和坚决地降低生产成本及工业品的批发和零售价格，并且使它们同国际价格平衡，就不可能加速工业化。真正的进步就在这里，无论是在提高我们的工作的技术基础的问题上，或者是在更好地满足劳动群众的要求的问题上。
现在应该停止说什么反对派希望提高价格这种下流无聊的叫嚣了。在希望降低价格上，全党是绝对一致的。但仅仅希望是不够的。政策是否正确，不应该凭意图而应该凭结果来判断。目前降低价格的斗争的结果甚至使统治集团的重要成员也不得不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这个政策我们不是正在损失大量的金钱吗？布哈林在今年一月份问道：“十亿的钱到哪儿去了呢？”在这同一个问题上，鲁祖塔克接着布哈林问道：“批发和零售之间的差价到哪儿去了呢？”[27]由于长期缺乏货物，由于极其官僚主义式地普遍降低批发价格，而这种做法在多数情况下又并没有使工人和农民受惠，就使国营工业蒙受了成亿卢布的损失。批发和零售间的差价所产生的利润（特别是落到私商手中的）是如此巨大，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应该把这种贸易利润的一部份保留在国营工业手里。从过去几年整个经济方面的经验里得出的无可辩驳的结论是：必须迅速克服不平衡状态，增加工业商品的数量，加快工业发展的速度。这才是真正降低批发和零售价格，首先是降低生产成本的唯一道路，后者在去年已经显出上升而不是下降的趋势。
国家计划委员会所制订的五年计划
（1926—1927年到1930—1931年）
载在即将召开的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议程上的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问题，完全应该成为全党注意的焦点。这个五年计划还没有正式通过，而按照它现在的样子是很难被通过的。但它却以最系统、最完整的型态表现出目前经济领导方面的根本观点。
按照这个计划，工业基本投资几乎不是逐年增长的（明年为十一亿四千二百万，1931年为十二亿零五百万）。并且工业基本投资在国民经济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例将从36.4﹪降低到27.8﹪。按照这个计划，国家预算中工业纯投资在1927到1931这几年间，大约将从二亿降到九千万。每年生产增长率按推定应超过前一年4﹪到9﹪——这是资本主义国家在迅速发展时期的增长率。土地、生产手段、银行的国有化，和行政机关的集中所具有的巨大有利条件——也就是说社会主义革命所产生的各种有利条件——在五年计划里完全没有得到反映。
目前少得可怜的工业产品的个人消费量规定在五年期间只不过是增长12﹪。棉织品的消费量在1931年将为战前的97﹪，比美国1923年的消费量少六分之五。煤的消费量比德国1926年的消费量少八分之七，比美国1923年消费量少十八分之十七。生铁消费量比德国少五分之四多，比美国少92﹪。发电量将比德国少四分之三，比美国少八分之七。纸的消费量在五年最后的时候将为战前消费量的83﹪。所有这一切是发生在十月革命十五年之后！在十月革命周年纪念的时候拿出这样寒伧、彻头彻尾悲观主义的计划，这实在意味着你们的工作就是要反对社会主义。五年计划所规定的降低零售价格17﹪即使实现了，这在我国价格同国际价格的比例上也起不了任何作用，后者比前者低2.5到3倍。
物价即使降低得这么微不足道（而且这还不过是一个计划），五年计划也预计到工业品将感不足，无法来满足全国从货币上来计算一年可达四亿卢布对工业品的需求。只要想一想，目前惊人的批发价格在五年期间要降低22﹪——这减得并不算太多——，仅仅这一项就会造成为数整整十亿的货物缺乏。不平衡状态就是这样维持不变，成为零售价增高的一个长期根源。五年计划答应农民在1931年将得到相当于战前数量的工业产品，而价格要高1.5倍。它答应大工业工人在五年终了的时候名义工资将增加33﹪，不算没有根据的降低物价的希望。按照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设计，为了消除供求间的不平衡，将提高工人缴付的房租，使之高于目前租金金额2.5倍，每年约为四亿卢布。
看到居民中富裕阶层有多余的购买力，计划委员会的官员要来降低工人的实际工资以改变这种情况。很难使人相信，这样一种恢复市场平衡的方法，是工人国家的负责机关制订的！所有这些虚假的远景，迫使消费者从取消国家垄断对外贸易这条毁灭性道路中寻找出路。
五年计划所规定的建筑六千到七千俄里新铁路的计划——与此对照，例如，在1895—1900五年间所建的铁路为一万四千俄里——是严重地不敷需要，这不仅从社会主义工业话的观点来说，而且从各主要省分最基本的经济要求的观点来说。
或者是偏向这边或者是偏向那边，这就是实际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国家机器的真正态度。这就是我们目前领导方面政治路线的真正面目。
苏联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
在两个不可调和的敌对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未来长期的斗争中，最终说来，胜负决定于两个制度的劳动生产率的对比。而这在市场条件下，可以用我国国内价格同世界价格的对比来衡量。列宁在他最后的一些讲话中有一次曾警告党说：即将到来的“考试” “是俄国和国际市场举行的‘考试’，我们依靠这个市场，同它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28]当时他心中考虑到的就是这个根本事实。因此，布哈林关于我们可以用任何速度，甚至“龟行”的速度走到社会主义的观点，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废话。
我们不能在闭关自守的经济的掩护下躲开资本主义包围。正因为闭关自守，这样一种经济就将不得不以极端缓慢的速度前进，于是就必将遇到不是削弱了的而是加强了的压力，这压力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