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政治局势与第四国际的任务
──第四国际第十一次世界大会决议
1979年10月
自第四国际1974年世界大会以来，世界政治形势的最重要发展，可概括如下：
一、美帝国主义在印支失败，自1937至1938年以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第一次全面衰退，伊朗王朝和尼加拉瓜苏莫沙主义被革命推翻以及因此对中东和拉美造成的影响，这些都更削弱了世界资本主义，因而国际阶级力量的对比，便继续走向更不利于帝国主义。
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局势仍然保持高度爆炸性。新的社会革命将继续在这些地区爆发，先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胜利，正如在埃塞俄比亚、伊朗和尼加拉瓜发生的情形。但同时，帝国主义国家阶级斗争，对世界革命的比重和冲击，继续在加强──这是从1968年以来开展的过程。这意味着世界上最强而有力的各对立阶级进行公开冲突的趋势增强；1974──1975年萄葡牙革命浪潮，便是最新的突出例子。
三、无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的趋势，不单限于帝国主义国家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阶级斗争，更在堕落或畸形的工人国家日益壮大的政治斗争中。
四、在帝国主义中心和一些半殖民地国家里，控制着工人阶级群众党和工会的阶级合作官僚架构，危机正日益扩大。激进化的工人先锋队正在形成，并在某些重要事件上反对官僚的投降路线。可是，这个工人阶级内政治上参差的层份，仍未能在工会运动内形成一个阶级斗争的左翼，或者在群众政党中提出另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出路；如果革命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影响力不扩大，要完成上述两项工作也是不可能的。
五、革命进程越来越趋于在世界革命三个部门（即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殖民地革命、堕落或畸型工人国家的政治革命──译者）都采取主要是无产阶级的斗争模式，这个模式的主要特征，是阶级斗争激化，群众示威和罢工，工人阶级及其盟友组织在代表会和委员会内，城市起义，在工人组织中互相竞争的政治倾向为争取多数而展开斗争，以及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这些阶级机构争取工人权力的斗争。
六、世界斯大林主义的危机，正连结着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危机。
在堕落和畸形的工人国家里，政治反对派继续生长，不满份子越来越敢于寻求机会，去抵抗镇压措施。在波兰，工人阶级是反斯大林主义的反对派的中心动力。在其它国家，包括中国，工人阶级渐次增加其在反对派中的比重，反对派是在知识分子和被压迫少数民族中开始的。
同时，中苏冲突在国与国平面加剧，北京路线现时的趋势──日益与反动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联合以对抗莫斯科和古巴，克里姆林宫走向越来越讨好西欧帝国主义，这些都令危机有着特别严重的性质。
七、世界革命三个部门的相互作用日见加强。萄葡牙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斗争触发了萨拉查──卡丹诺政权在帝国主义萄葡牙的垮台。革命在里斯本的开启，反过来又帮助了萄葡牙殖民地争取独立斗争的胜利。这个回响，同时又影响到西南欧、非洲南部和埃塞俄比亚的阶级斗争。解放斗争的扩大，使非洲成为目前殖民地革命的中心。另外一个例子，便是诸如波兰和捷克等「人民民主国家」内上升的政治反对派、西欧的「欧洲共产主义」现象、和帝国主义国家内工人的激进化，这三者间开始发展更为直接的联击。还有一个例子，是妇女解放运动，从工业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向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世界扩展。
八、就其整体而言，世界政治形势显示出第四国际越来越有机会集中于争取工业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主要层份内的干部。当新的革命力量继续形成时，无产阶级的领导危机仍阻止了许多正开展的革命，令它们不能达到顶点，达到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和新的工人国家成立起来。
一、 资本主义的危机与社会主义的革命的展望
1、七０年代初结束的长期战后繁荣，在质方面加剧了资本主义的危机。客观上，这意味着在那些已被深刻的经济危机，或被工人阶级的庞大斗争深深动摇的国家里，用以重建资本主义稳定的物资被削减了。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和竞争亦已尖锐加剧。1971年尼克松的「新经济政策」，开始了挽救美国在帝国主义间竞争的颓势的努力。在1974至1975年的国际衰退中，当欧洲资产阶级，特别是意大利、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按马绍尔计划的比例要求援助时，华盛顿一面在援助数字上诸多计较，另一方面又企图迫使西德和拥有石油美元的酋长国代提供贷款。在这些情况下，资产阶级向群众作出重大让步以软化阶级斗争的能力，已大大降低。
就主观的角度──即从无产阶级的政治认识而言──战后繁荣的终结，使现代资本主义可以实现「全面就业」和「生活水平不断上升」的神话，更易于被揭破。由于繁荣的终结，保留利润率的其中一个主要手段，便是开始针对工人运动展开进攻。因而，上述资本主义的无能，也尤其突出了。大量失业的重现，对实际工资的全面打击，包括社会保险津贴的下降，更进一步动摇了资本主义制度辩护人鼓吹的神话。同样，这也开始打击到一些人的信用，他们辩称资本主义可以改良并符合群众利益而运作。
2、虽然1974-1975年的国际性衰退并不如1929-1932及1937-1938的危机那般严重，却是自此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正如所有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一样，这次危机之发生，是由于平均利润率的下降，和在资本主义生产和分配关系限制下，生产力超出了消费者的购买力所形成的。显然地，「过剩的能力」已打击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的很多主要部门。1974-1975年的衰退，和继后的有限度复元，又包含一些特点，例如不断的通货膨胀，和连串的信用危机，后者有可能形成一次世界性恐慌。
虽然这次衰退持续的时间被庞大的赤字开支所缩短了，特别是美国、日本、法国、英国和意大利，以及在较细范围内的西德，但这个事实只不过更强调了资产阶级所面对的窘境。不刺激通货膨胀，便不能抑制衰退。可是，不断的通货膨胀，却会越来越难成为扩大生产的动力，反会越加引起制动作用。国际货币制度所受的打击，和美元的永久性危机再加上限制世界贸易增长的保护主义的恶化，甚至会触发世界贸易总量的新收缩。这个制度的矛盾，正由于在过去几十年以来被新凯恩斯主义的通货膨胀伎俩所局部抑遏，所以现今爆发出来就尤其猛烈。
累积的证据显示如下的结论：在六十年代末期、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已进入一个较前20年增长率低降、回升短弱、衰退更深化的时期。事实上，74──75年衰退以后回升的性质，是不平衡、踌躇，带有通货膨胀和缺乏动力的79年年尾，一次新的衰退又在水平线上出现。
这并不表示世界资本主义已进入一个在生产和就业上没有周期性上升的持久经济危机时期。这也不是意味着，国际资本已不能恢复利润率和恢复资本累积。但这方面的努力将不但需包括在国际层面上向劳工进攻，更包括竞争的加剧和资本的集中化和统一化的加剧；在这过程中，利润低的企业，甚至国家工业的整个部门都要被消除，以开创利润高的企业。这些尝试，意味会试图重整国际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包括要在国际帝国主义经济的不同部门间，以及在帝国主义部门和少数较强的半殖民统治阶级间，进行资本的大规模转移。资本的日益国际化，和以所谓跨国公司及泛国际公司来作为最大的托勒斯组织形式的出现，方便了重组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的进行。
但要着重指出的，是这种重组政策的深度，以及反劳工的进攻的结果，都不足以做成平均利润率在增加，从而助长资本累积和生产性投资。令经济停滞的仍然是深刻和主要的；资产阶级采用的政策只能局部这些势力；要根本改变这个趋势，就只能诉诸群众的失败。这样就有可能大量地增加军事开支，准备进行战争，以夺回资本因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而丧失的地区。可世界层面上反资本主义力量遭受这些灾难性挫败的机会是极端微小的。无论如何，任何实现这些政策的企图，引起阶级斗争的加剧，使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获得新生。
3、世界形势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特点，便是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支配地位不断削弱。比较起1945-1946年的战后形势，这种衰落已达到惊人的程度，其中被通胀侵蚀的美元，只是其中一种迹象。
在工业的大多数部门，美帝已给至少一个竞争者绝对科技优势的位置。而在一些仍然保持科技优势的如核子工业、航空、人造卫星生产和计算机制造业的挑战已日益加强。输出制成品的首位，现在已由西欧所代替，而日本也接近夺得次位。在劳动的平均产力方面，美帝已被主要竞争者超越。现在，在资本国际银行业方面，美帝也面临挑战。欧洲和日本的跨越，在数量上已接近美国同类型的公司。它们彼此不但跨越大陆，而且在美国本土上，展开激烈的竞争。
可以肯定，美国帝国主义者相对于其它竞争者，和军事方面的全面优势，在这斗争中仍保持关键的华盛顿的优势是建基于美国经济的巨大规模，对世界原科（特别是石油）较大的操纵，和由五角大楼整装待发的数以万计核子武器上。例如在77──78年，西德的战斗机队数量是六四二架，但美国的战略核子轰炸机却有六四四架，而除了这些「战略性」轰炸机外，美军尚有另外五七九六架战斗机。美帝屡次利用这些军事优势获得经济、财政、尤其政治利益。比美国空军数量上的优势更重要的，是欧洲资本主义面对苏联时的军事弱势，以及欧洲劳工运动更大程度的政治化所引起的更大社会动荡。这种弱势，在任何真正的决战中，就会十分突出。
虽然欧洲共同市场经得起一次卷入其所有成员国的衰退的考验，然而它却未能就经济、货币和政治的进一步结合有任何进展。这种结合停滞不前，除了其它因素外，是由于在任何爆炸性危机中，那些在资产阶级中占支配角色的集团，在现在和未来都只会依赖本国的国家制度。可是，共同市场的继续存在，证明了所有成员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是日益互相依赖。解散共同市场对于大部份成员国而言，都是一场灾难。值得重视的是，共同市场最近取得的最重要「成就」，是保卫主义方面，例如组织钢铁和石油化工的卡特尔，以及限制半殖民地国家的纺织品进口等。同样值得重视的是，尽管建立了欧洲货币体系，但目前不见有任何可行的计划，建立起一种欧洲共同货币，来取代病颓的美元。虽然西德帝国主义在资本主义欧洲内的特殊比重无疑是增加了，但阻止西德支持欧洲的政治阻碍，仍然难以克服。欧洲「超级大国」并未出现。
有一种想法，认为美帝本身，或者与苏联同流合污下，已有能力阻止帝国主义国家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这并不是对目前世界形势发展的严肃估计。目前历史的趋势，是减少而不是增加帝国主义的支配性。近年的证据显示，群众有能力成功地迎接帝国主义的挑战。古巴微小的人口或者印支人民已建立的成就，显然会被帝国主义强大的无产阶级所仿效。
战后繁荣的结束，无疑已加强了帝国主义间竞争的尖锐性，但这并不表示帝国主义的联盟将会崩溃，使帝国主义战争又一次提到议事日程上。所有这些冲突和紧张，都是发生在帝国主义联盟内部；这个联盟的建立，是旨在抗衡世界革命进程的成功和工人国家的力量，因为这两者构成了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生存的致命威胁。各帝国主义力量企图在自己联盟内部改变力量对比关系；彼此互相估量，采用威吓，争取每一个利益，无情地企图削弱竞争对手。1974年世界信贷制度濒于崩溃，说明了各国无政府主义竞争的程度，是如何剧烈，令各国竟濒临经济崩溃边缘，才猛然后退，作出共同努力去挽救世界银行制度。但它们并不希望破坏针对社会主义革命进展而组成的共同阵线。它们共同合力来阻止这个进展。
4、世界资本主义面对的最大威胁，便是战后繁荣的终结，以及国际经济增长的长期性减慢和遇上了几乎在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组织力量的加强及战斗性的高涨。同时，社会和政治危机的深度，挑斥了资产阶级通过大量的社会让步和诸如「新政策」形式的改良来收买工人阶级的可能。
虽然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已取得某些成绩（葡萄牙75年11月事件的结果是最显著的例子），但它并未使工人阶级蒙受一次决定性的、甚至是大规模的挫败。尽管在美国和西德等国家的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仍然落后于形势，尽管庞大的失业以及由此而加强了的国际反劳工攻势，和尽管叛卖的工会官僚支持资产阶级倡励的节约政策，每一处的无产阶级仍然保持它的战斗能力。美国煤矿工人罢工，和西德船坞工人、印刷工人和五金工人在78年初的罢工，表示了甚至在比较稳定的帝国主义国家里，当资本家加强攻势时，工人阶级能够采用有力的保卫性措施来响应。更多的迹象显示其它国家如英国、加拿大、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丹麦的工人正反击「节约」攻势。几个帝国主义国家中争取每周工作35小时斗争的逐步扩展，也验证了这个同一的趋势。
当然，最后分析起来，工人单凭自发性的反抗来反对雇主和资产阶级国家的联合进攻，是不能取得持久胜利的。在意大利，基层工人在过去接近10年来异常的战斗性和持久性的反抗，始终也不能阻遏资本主义力量重新发动的更恶毒进攻。事实上，如果缺乏以社会主义来解决危机的展望，过长的不稳定能构成工人里面的消沉。工人阶级抵抗资产阶级进攻的成功程度，和工人走向明确的反资本主义进攻，即提出推翻资本主义的问题于议事日程上的能力，是取决于下面各项发展的广泛路线：
（a）出现日益扩大的激进工人层份；它们在某些国家部份表现于广泛的反对流派。
（b）这个层份组成一个阶级斗争的左翼，对抗工会、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政党的官僚领导的阶级合作政策。
（c）这个无产阶级左翼动员起来，部份基于它在正开展的群众斗争中争取到的领导权威，来进行一场取代阶级合作领导的斗争。
（d）在每一个阶段中，随着斗争份子的政治认识的增加，争取越来越多的战斗份子参与建立革命党的工作。
上述这些不可缺乏的因素的结合，并未在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出现。是这个主观因素，而不是更强大的客观力量或资本主义的弹性，解释了为何资产阶级可以暂时成功解脱它在1974－1977年在西南欧面对的极危险局势（葡萄牙革命、西班牙和意大利工人阶级的上涨、法国的激进化重新兴起）。
资本家仍然未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那段时期般成功地稳定局势，离稳定还很远．在最近的将来，尖锐的阶级斗争还会继续，特别在西南欧，也在英国和其它帝国主义国家。由于有起有伏的持续发展，令阶级斗争的决战或许会延迟一个时期，然而总形势仍是爆炸性的。因此，未来时期的性质是有利于一个有能力迎战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和工会官僚的阶级合作路向、朝革命路线发展的战斗性工人层份的出现。这意味大有机会建立更坚强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
5、资产阶级及其政府机构的政治危机，构成了不稳定的另一个根源。在这场资产阶级领导的危机里，纠结着几种历史的趋势。
美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赢得的资本主义世界绝对霸权之被削弱，加上美帝在越南受到挫败的影响，创造了一种局部瘫痪状态。没有另一个帝国主义强国或各帝国主义强国的任何一种组合，能克服这种局部瘫痪。这造成帝国主义不能或要延迟实行世界政治或经济的不同领域的决策。在74－75年的衰退和随之而来的货币危机里，这情况以显著的形式表露出来。
巨型托勒斯（「跨国」公司）不顾对他们本身的政府的公开政策会产生什么后果，而继续寻求超额利润。美国的跨国财团运用其庞大的流动储备金，进行有损美元的投机。德国跨国财团罔顾其政府公布的削减失业政策，而增加资本输出。英国的跨国财团甚至在更大的程度上做着同一件事。法国的核子和航空工业则不管戴高乐派的高调，而与其它欧洲企业进行联营。
国家收支的庞大增加──自30年代以来用来刺激资本累积、保证垄断性利润、扩大军事机器和减弱社会紧张──越来越要求在工人的背上增加赋税的负担。配合着反工人的进攻，资产阶级国家正在找寻方法去打击社会保险，削减公共服务和工人其它既得成果。资产阶级政府必须要这样做，因为大规模的赤字支出会刺激急速的通货膨胀，和威胁到世界信用制度的崩溃。但这条道路却与多年来政府公共褔利和其它社会政策上的让步所造成的群众期望，发生直接的冲突。
这些不受欢迎的措施，正好发生在群众对资产阶级政治本质的怀疑日益扩大的时候（例如对贪污、「合法」和「非法」营业的结合、美国水门事件和日本及意大利洛歇丑闻等等）。资产阶级政党的威信，又由于经济条件迫使它们执行「节约」政策，而进一步受到侵蚀。
在最后分析起来，反映了资本主义深刻的制度性危机的资产阶级领导危机，并不应该使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自满。因为这并不意味资产阶级政客已没有能力应付越来越频密的挑战，也并不表示他们再也不能发动对民主权利和对整个工人运动的攻击。事实上，总的趋势正朝向加强镇压性的国家机器，以及剥夺基本的民主权利；也就是，趋向建立一个「强硬国家」。
但至今却仍没有一个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能够纠合足够的政治力量，或削弱工人阶级到足以强行军事或法西斯主式独裁的程度。
在一系列欧洲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西南欧、某程度上的英国、比利时和丹麦──，资产阶级政治秩序的危机，是源于工人阶级采取直接的反资本主义行动所做成的威胁之上；至于美国和日本，这个危机的根源却更为复杂。
在美国，这个危机是源于在六０年代及七０年代交错的广大激进化浪潮中，统治阶级一直没有能力找寻到一个能满足群众的解决办法。美国资本主义仍然有巨大的储备和仍然比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其它部份较富有。它还可以同化那些不是由清晰的马克思主义认识来引导的群众运动领袖。很多黑人、波多黎各人、妇女和学生领袖，都就此被收买。资本家靠他们的两党制，会随着工会激进分子层份的日益扩大，而对他们施以同样计谋。这些工会分子，必须为建立一个重新恢复活力和民主的工会运动、为建立一个独立的工人政党，作为阶级斗争队伍取代目前工会官僚的主要政治成分。
美帝尽管富裕，但仍缺乏资源，足以同时去克服资本累积的危机，保证它在世界市场中的地位，担任资本主义制度的世界警察，和作出巨大的让步，足以完全使涌现中的群众运动离开正途。越战所走的道路和它的结局、统治者进行夺回过去给予黑人及妇女运动的让步的方式、对生活水平、工作条件和工会权利所进行全面剥夺的方式、使群众性失业──特别是青年失业──制度化的方式、卡特政府没有能力克服由水门事件及越战而产生的对总统及其它资本主义机构深刻的不信任、以及增加的阶级分化，包括右翼煽动的增长，都是美国资产阶级面对着的「适应能力」局限性的清楚标记。最重要的是，美国被压迫人民的反抗和社会抗议情绪，提出的广泛社会和政治问题，已在产业工会中得到日益强烈的反映。
加拿大联邦国家的深化危机，及在魁北克当权的魁北克党无法满足魁北克劳动群众的基本民族和社会要求，以及加拿大劳工运动增长中的反抗情绪，基本上都表现出相同的趋势。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惨败的日本帝国主义，惊人地再出现为世界其中一个前导的工业和金融强国，这指示出20多年的一些基本趋势：与美帝建立紧密的军事和政治联盟；极端有限的军事支出；在输出和劳动生产率快速扩张的条件下保证三分之一日本工人阶级的就业；高度的内部政治稳定（由同一个政党，即「自民党」所统治）；缓慢地增加对亚洲和东南亚的资本输出，以避免刺激起源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日情绪；同时，资本的输出，也被日本不但在亚洲、同时在澳洲、美洲和拉丁美洲部份地区作商品输出所取得的惊人胜利所掩蔽了。
可是，73年以来由于世界局势种种转变的结果，使这似乎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再生的永久性特点，正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日本与美国的关系，已被这两个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尖锐竞争所动摇。除非急剧扩大那已达到空前水平的资本输出，否则商品出口扩张率是不能长期保持。甚至大型企业也未能给工人再提供就业保障。军费开支必定要大量增加。所有这些转变标志了由「自民党」控制着的政治制度的深刻危机。在洛歇丑闻时期，如果不是改良主义的工会官僚可恨的错误，这个政治制度或许已被更易了。日本资产阶级所以能够结合反工人阶级的进攻，以及侵略性地发掘在整个太平洋资本输出的新领域，并使其政府的政治制度作出逐渐的适应，而没有触及在短期威胁要推翻政府的政治和社会爆炸，主要因素便是工会官僚没有能力提出有效的、可行的激进出路，可以摆脱日本资本主义危机。但日本却比美国面对更多适应危机的限制。日本资本主义的不稳定，将会在未来几年接连的危机中，得到明确的验证。
6、我们面对的，是早在国际经济形势逆转前已出现的所有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架构的总危机。资本主义欧洲的转折点，是法国1968年5、6月事件和继后在意大利和其它地方的发展。意大利、美国、日本、澳洲和西德等国家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的激进化，已预示了这个转折点。推动这次激进化和动摇资本主义制度稳定的力量，包括妇女解放运动、青年和学生运动、以及反核能运动。特别重要的，有反对英帝国主义的爱尔兰斗争，以及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例如加拿大的魁北克、西班牙的加坦隆和巴斯克、美国的黑人和波多黎各人等。
战后资本主义曾经有能力达致的成功（经济扩张、中间阶级的日益无产阶级化、科技进步、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的相对提高）曾滋长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制度的总危机。资本主义下建立起来的庞大生产力上的进一步发展，必须引入计划的客观要求，越发跟资本主义社会和生产关系所强加的限制发生冲突。更加触目的，是群众不断上升的需要和期望（如和平、免于贫穷、自决、妇女解放、有意义的教育、保卫环境、消灭核污染等），正与资本主义无能去满足它们而发生冲突。环境的破坏，现在已成为永久性和累积性的问题，是脱离经济发展起伏形势而存在的。
工人阶级同盟军的激进化和日益的无产阶级化，是资产阶级面对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的深度之重要指标。无产阶级以外的庞大力量己被卷入：包括被压迫民族、妇女、青年、农业工人、贫农及下级士兵。这些同盟军的各阶层，混杂在工人阶级里，并有时构成工人阶级的有力部份。他们的战斗会影响工人运动；他们提出号召统一行动的新问题，来帮助工人阶级队伍激进化。工人阶级的同盟军又受到工会和群众政党的态度影响，尤其是受到这方面的强力支持影响。无产阶级里承受双重压迫的层份，受节约攻势的打击最烈。在每一个国家里，统治者都力求加深工人阶级的分化。
由于恐惧不受控制的爆发，阶级合作的官僚，反对鼓励和加强与工人天然同盟军在行动上的联击。他们即使被迫表示支持这些运动其中这个或那个要求，目的也不过是要将它们纳入阶级合作的途径，从属于改良主义规划之下。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却相反地拥护这些同盟军提出的要求，并呼吁工人运动投入其力量支持这些斗争，目的是推进结合所有这些力量底主要目标的社会主义革命；那便是摆脱剥削和压迫。
对资产阶级价值和制度的越来越重大的挑战（例如针对家庭、教育制度、军队、政府和国家、资本主义机关的等级结构、特别是工厂的等级结构等），反映了资产阶级秩序的客观危机。
资产阶级反劳工攻势的其中一部份，便是在思想上组织反攻（例如反对马克思主义、「新哲学家」、「零度增长」和「生命权利」的理论家等）。过去屡次在资产阶级进攻前在意识形态上、政治上和斗志上投降的社会民主党和共党官僚，大大地协助这场进攻。斯大林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士气上的破产，在苏联、中国和东欧官僚层的现存「社会主义」的可憎形象，都作出特别的帮助。
如果这场资本主义危机由于工人运动不能取代阶级合作的官僚，争取可行的社会根本改组而延长的话，社会挫顿情绪便会上升。本该可以动员成为工人阶级同盟军的激进份子──包括失业青年，便可能消沉，并转向诸如恐怖主义绝望行动路线。最后，这社会挫顿情绪会有利于右翼力量的生长。改良主义、斯大林主义和业务性工会主义在为铺这条道路方面所负的罪责，是不能过份强调的。
无论如何，目前的趋势，却是朝向群众激进化的增长这开启了令人鼓舞的机会。例如，被压迫民族斗争的兴起正在帮助其它被压迫阶层，以及无产阶级的主要部份，在政治上醒觉及活跃起来，并且激进化。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已刺激起针对其它方面性压迫的斗争，特别是存在于每一国家里的同性恋者所受的压迫。作为由男同性恋者及女同性恋者所提出的进步要求之支持者，革命者参与反对一切歧视他们的措施的运动。包含着工人阶级青年里重要部份的青年激进化，亦有同样效果。白领工人失业的增加，亦已开始进化这个工人阶级中日益工会化的阶层。农业工人和贫农成为力量的另一个来源。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其中一个目标，便是结合这些不同的力量，成为一个庞大的反对资本主义运动。
除了这些力量外，还应该加上消费者利益的保卫者、生态运动阵在线的战士、及反对核子武器、和由于核子设备不能保险而反对其安装的人们等。自77年开始出现了数以万人的反核能示威，尤其在澳洲和西欧，在美国，反核能运动也同样迅速蔓延，产生出战斗性的示威。在法国和西德，反核能运动已高涨到成为一股新的政治力量。反核能运动的方向是针对资本主义及其政府的。抗议者大致上都明了到政府在这方面的责任。同时，反核能运动还隐约地提出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的疑问，因为这个运动揭示了在目前科技发展阶段上因利润动机而带来的危险。
反核能运动有三个方面：（1）它反对建立核能工厂，因为低程度放射、意外的防范、再加工、开采和废料处置等问题仍未解决，所以抗议必定会随着公众对危险程度的较详细了解而增加。（2）它反对建造、试验、储藏和使用核子武器。这造成了承接反战运动传统的群众行动的潜能。这是第四国际甚有理由去提倡的。（3）通过证明社会上的重大决定是脱离人民控制和知晓的，它揭露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局限。
7、工人阶级先锋队对先进工业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有较清楚的了解，明白它不但是在工人及其同盟军的抗议运动中，和在前革命时期群众斗争中的实践结果，也是纲领性问题的明确和马克思主义分析的优越的结果，主要的教训，已在1968年5月的法国、1974－1975年的葡萄牙、1969年和1974年的意大利、以及1975－1976年的西班牙诸事件中表现，从英国、日本、西德、加拿大、美国和其它帝国主义国家的各种群众运动中也能汲取到宝贵的经验。
工业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最有力的社会力量。一旦它的群众动员范围和组织激进形式有质的增长──这是革命危机出现的决定性特质，同时发生资产阶级权力机关的日增的瘫痪和初期解体──那么它对所有其它可能的同盟军的吸引力就会十分庞大。组织上的无产阶级形式，产生目前革命时期的经验──工会委员会、选举出来的罢工委员会、广泛的工厂委员会、等等──开始采取超越厂平面的被选委员会的形式，将工人组织集中化，越来越以它抗衡已严重动摇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并趋向于包括工人阶级同盟日益广大的部份。
在阶级合作者和这些委员会所代表的阶级斗争者之间，爆发了争取群众斗争、工会和其它群众组织的领导权的多面斗争。一个挑选的过程开启了。使革命马克思主义群众党有可能快速生长──但条件是它在这些事变发生之前已经充分生长，在群众面前表现为可信的另一领导；它已经稳固地植根于工业工人阶级中间；它又已经开始在无产阶级先锋中赢得日增的影响和拥护者。这样一个群众党的生长，是决定性的因素，以赢得工人的大多数接受革命前途：没收资产阶级、除去和取替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以委员会夺取政权和保证胜利。
在工人阶级的自我组织和建立一个革命马克思主义群众党之间，并不存在着矛盾。这些任务是互相补充的。没有群众动员，胜利是不可能的。一个政党，并不能代替起义的人民，其中工人必须采取革命性的主动力。另一方面，无论群众的参与者多么英勇，没有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提出的正确政策，群众斗争是不能成功的。正是通过这些相辅相成力量的相互作用，不可抗拒的结合才能创造出来。
当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反劳工政策作出迎头反抗时，可能成为斗争首要问题便是工会民主，工会独立于政府，工人监督生产（反对解雇、阻止歧视性裁员、控制聘请、安全规则、工作的组织和速率、工作日和工作周的长短等等）。工人监督成为计划经济、迈向工人管理的学校。
工人阶级是渴望充分民主的。这最清楚表现于它对保卫民主权利斗争的同情性反应，以及它对工会和群众政党内部民主的关心。由于对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双重恐怖经验，工人阶级尤其注重民主权利。
因此，在夺取和巩固政权的斗争中，工人会发展出一些架构，以最密切和有效的方式结合起无产阶级的不同层份。正如历史经验所显示，工人会寻求建立（除独立工会外）委员会和代表会，以保证在政治平面上能够在所有群众工人组织内自由辩论政策和行动的权利，和不同工人政党有活动的权利。对于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而言，这提供争取多数同意他们建议的行动方向，和建立群众性政党的机会，后者是使革命形势获得最终胜利的条件之一。如果不是首先令工人阶级信服工人政权即意味着被压迫者政治权力的扩大而不是缩小的话，工人阶级的多数对于推翻资产阶级国家制度是会犹疑的。
这个观点，曾在共产国际首四次大会，和第四国际成立大会通过的《过渡纲领》中提出来。
社会主义革命表示了所有社会关系的剧烈转变，涉及的不单止是财产关系、生产关系和国家制度的深刻转变。
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期间，工作周会缩短，工资会增加，失业会根除。社会服务，特别是医疗（如研究、建设医院设备和训练人员等）会大为扩大，从而使日益广泛的社会服务成为每一个人都享有的基本人权。多世纪以来歧视妇女和被压迫民族的影响，会在每个层面上遇到对抗。世界性饥荒的灾难将会被克服。配合着这些进步，便是教育会改变，使之符合不同年龄层份的需要，一方面既结合科技的需要，另方面亦配合工人享有更多的闲暇。工作周的缩短、社会服务的扩展和普及的教育，将会越来越认定为工人管理经济、将平等权利变为实在的社会实践、以及国家逐渐消亡的基本前提。
从一开始，一度强力的国际主义动力就会被推动。一个帝国主义国家里的一次社会主义革命，一方面会给予受超级剥削的殖民地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提供庞大的动力；另一方面会有力地推动堕落或畸形工人国家中被压迫群众的斗争。它所树立的榜样，又会给予其它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者以新的启示。由于它重新坚持要结合资源和设立计划，它将会超越民族的界限。它会鼓励越来越广泛的国际性联邦。所有这些反响，都指向那能有效地和最终地解决我们这时代的基本问题的唯一途径：世界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世界社会主义合众国」。
二、 国际帝国主义制度的危机和殖民地革命的展望
8.帝国主义在印支遭受的挫败，造成了华盛顿作为帝国主义世界监察人的能力之衰降。这开始了世界帝国主义制度危机的新阶段。
英勇的印支人民，虽然本身还不足在军事上给予帝国主义的军队以决定性的击败，但已证明可以在一个长时期内对抗最可怕的现代武器，尤其是大规模的空中轰炸。印支人民坚忍的抵抗，粉碎了白宫妄图轻易取得胜利的幻想，更磨损了美军的士气。美国本土强大的反战情绪，又造成了继续侵略战争的政治冒险成为不能接受。因而，美国的反战运动，成了印支革命最坚强的盟友。这些转变，导致美帝从印支撤退。
这些因素之上更要加上斯大林主义危机的影响。在中苏冲突中，莫斯科和北京竞逐有利地位，加上很多共产党普通党员受印支革命感召而引起不安，使斯大林主义者没有能力去阻碍越南人民的革命胜利。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和南北越的统一，一个单一的畸形工人国家在越南建立起来了。
在非洲，不利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关系的恶化尤其显著，苏联在此扩大其影响力。美国本土的反战情绪，阻止了华盛顿在军事上公开干预安哥拉和非洲之角（非洲东北──译者）的革命发展。认识到华盛顿的暂时瘫痪，古巴在苏联同意下，提供军事援助，包括以千计的军队到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及非洲其它国家。福特和后继的卡特，都威胁要进行报复，并准备实行。可是，夏湾拿却甘冒这个险，支持「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MPLA）以对抗反动的南非军队及与南非联盟的「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FNLA）和「安哥拉全国独立民族联盟」（UNITA），因而赢得非洲大部份反帝战士的感激。在非洲起义的人民中，革命的古巴和反革命的美国的对立立场，是再突出不过的了。
继帝国主义在印支的挫败之后，埃塞俄比亚王朝被推翻，安哥拉、莫三鼻给和畿内亚比绍赢得了政治独立，这反过来又强化了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南非的解放斗争。
帝国主义的挫败，使华盛顿更在亚洲或非洲大陆卷入新的冒险（美国黑人的同情，构成了对帝国主义额外的难以克服的阻力）。没有任何其它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无论是日本、西德、英国、法国，还是几个国家的联合──有足够的军事和政治力量，来加强对亚洲或非洲的侵略达致过去帝国主义在印支、阿尔及利亚、或甚至在马来亚的侵略水平。
这并不表示帝国主义者已没有能力，发动诸如在印支战争初期般的军事行动。恰巧相反，已发生的例子便是法国在乍得、扎依尔、西撤哈拉、吉布提和科摩罗群岛；比利时、法国、英国和美国在扎依尔；英国在南阿拉伯；南非在安哥拉；以色列在黎巴嫰；以及在联合国旗帜下帝国主义军队在黎巴嫩的干预。
可是，帝国主义透过军事途径来粉碎殖民地革命的能力的削弱，并不反映帝国主义军事进击能力的削弱，它的弱点主要是政治的。华盛顿企图克服这种政治弱点的其中一个对策，便是靠重组国际帝国主义联盟，和任命其它帝国主义国家担负更大的「责任」来供给代理军事力量。实际上，这会加强日本在东亚洲、西德在北非和中非的角色。他们正扶植南非在非洲南部、以色列在中东它的边界上，扮演重要角色。同时，有证据显示以色列已成为一个初等的核子国家，而南非也朝着同一目标发展。
尽管日本和西德的帝国主义者正考虑加入核子国的阵营，但它们面对的国内和国际的政治阻力却仍难以克服。但同时一定要注意强大的反趋势，例如华盛顿恐惧西德和法国（加上可能成为后备伙伴的英国和日本）在生产高级核子武器和输送系统上可能挑战美国的领先优势，因为在这个战略性的范畴中，比对起其它竞争的盟友，美国仍然取得近乎垄断的地位。
9、由于美国在印支的失败所引起的反响，苏联官僚层获得更大的玩弄手段余地。苏联在利用这个间隙，来加强它在与帝国主义的「和平共存」和「缓和」的架构中的谈判地位。苏联的做法，包括对某些克里姆林宫认为会扩大其外交利益的民族解放运动给予军事援助。
华盛顿却力求阻止苏联及中国官僚层向民族解放斗争提供任何物质援助，它亟望中苏参加全面「和解」，目的是绞杀革命群众运动。对中东的巴勒斯坦革命而言，这政策已取得若干成效。在那些过去中国官僚层援助地方游击力量的地区，这种政策似乎也正在走向成功。帝国主义在非洲施加同一转变的压力，在中国官僚层身上也得到重大的进展，例如对扎依尔政的支持。他们也取得了克宫默许在津巴布韦进行强迫和解。在最近的将来，华盛顿会继续就总裁军问题，向克里姆林宫增加压力。
但我们不应该被周期性「裁军」的谈判所蒙骗。无论帝国主义还是苏联官僚层，都需要在军事的竞赛的升级上加以某种程度的控制，因为军事竞赛对经济的压力越来越大，这特别是对于生产力仍远落后于美帝的苏联经济而言。无论如何，基本趋势并不是走向裁军，而是发展更为恐怖的武器。帝国主义的扩张主义，是这场威胁着以核子战争为结局的竞赛的根由。资本主义总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形势越坏，这种趋势就越是尖锐，一如卡特批准生产「中子弹」所显示的。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责任，便是向群众提出警告，任何建立在恐惧平衡上、或阻吓平衡上的并不安逸而持久和平的希望，只会进一步加深核子毁灭的危险，资本主义一日存在，这个危险便会一日系于地球之上。只有社会主义革命在美国和其它占有核子武器的国家内取得胜利，才能消灭这个危险。
资本主义一日存在，便不可能有永久和平，但不应该从而得出结论说：帝国主义与苏联官僚层所追随的「缓和」政策，只纯粹是用来欺骗世界人民的手段。虽然这两股反动的社会力量有不同的社会性质和历史利益，但在维持世界现状上，它们不单有共同的利益，而且，军事竞赛的异常沉重压力，以及爆发核子世界大战的真正威胁，也必然使到它们要企图周期性地去改组他们既不愿制止，也不能制止的军备竞赛。
所以，在1969至73年期间，华盛顿和莫斯科达成一连串局部的协议，以第一次限制战略武器协定（SALTI）为顶点。但军事竞赛在量上的限制，便无可避免地助长了在质上的发展。军事竞赛便朝向发展巡航导弹、中子弹、和摧毁力可比拟第一个原子弹的「传统」武器，以及研究在军事科技上的新突破。因而也同时存在了第二次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危机，和反苏宣传及帝国主义恐吓的高涨，部份原因是基于经济危机及非洲革命兴起。
无论如何，核子战争的根本性质，标志了世界仍未进入预告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最后阶段。局势仍未绝望到使美帝选择这样的出路。特别是，进行这样一场空前灾难的最主要政治和社会条件并不存在。西方，特别是美国，无产阶级仍未遭受摧毁性的挫败。这些国家的劳动群众仍未陷于消沈和分散。他们的战斗能力的状况，使他们不会参加自己的统治阶级所发动的集体核子自杀的疯狂计划。那些大谈第三次世界大战为无可避免和迫在眉睫的人，是罪恶地低估了这战争对所有人类会做成的打击，和不负责任地认为世界无产阶级的关键战斗，经已不战而散了。
10、比较强的半殖民地政权，继续担任帝国主义警察的地区性辅助队，为此他们被慷慨地配备上现代化武器，例如：拉丁美洲的巴西军队、中东的伊朗和沙地阿拉伯军队、以及东亚洲的南韩军队。而巴西和巴基斯坦已表明他们愿意成为「核子国家」。
这些政权的出现，是建基于工业化的进展上。好些半殖民地国家，而今已发展至高度的工业化国家与最落后国家之间的程度。这包括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庭，以及较低程度的南韩、埃及和伊朗。依靠工人阶级的规模、工业出产的比重、出口的数量、资本累积率和能够参与金融资本运作的本土银行集团，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今天已比过去掌握更广阔的物质基础。此外，油源的巨大增幅，容许一些国家（如阿尔及利亚、伊拉克和委内瑞拉）进行投资，企图开始本国工业化，而另外一些国家（主要例子为沙地阿拉伯）则将资产的大部份存放在主要的帝国主义银行内。
但从这个趋势，人们不应论断这些国家已成为独立的帝国主义、「次帝国主义」或半帝国主义的势力。事实刚巧相反。这些国家的社会结构仍然是半殖民地式，而不是帝国主义式的。而由于半工业化的结果，它们的科技比前更依赖帝国主义，其「民族」资产阶级越来越参加帝国主义跨国公司的「联合联营」；同时，他们欠负帝国主义银行和货币机构的债务，也恒常地扩大。
同样地，由于这些国家在社会上及政治上的不稳定，以及统治基础的薄弱，形成这些政权沉重地依赖帝国主义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支持。这些国家半工业化的成功是采用一种有时称之为「巴西模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即是工业工人阶级和城市及农村穷人的生活水平，在最初时是十分严厉地被压抑下来──而这些国家中独裁统治的功能，便是保证这种压抑的实现。这种模式，使工业产品在这些国家的内部市场变得狭隘，造成不可能有长期累积的资本主义增长并且证验了这些国家在资本主义仍然在持续时，是不可能超越半工业化状态的。近年来，帝国主义国家与半殖民地国家间平均个人收入的总差距已经增加；如果同时计及存在于半殖民地国家内的巨大社会不平等，这个差距就尤其突出了。
在1973-1974年通货膨胀世界性蠭起及继后的世界性衰退中，半殖民地国家的经济，比帝国主义国家经济所受的倒退远为严重。在先进工业化国家，通货膨胀水平达到10%到15%；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通货膨胀则高达25%或以上。半殖民地国家的颓势更为尖锐。在好些亚洲和黑非洲地方，甚至发生庞大的饥荒。外债上升，使很多新殖民主义政权──从秘鲁到扎依尔──的稳定被动摇。
有些半殖民地国家中较强的统治阶级的出现，并没有改变群众面对不断革命的基本战略性任务。但这些政权的出现，的确做成了涉及战术问题的政治斗争的新面貎。一般上，我们可以说，像卡丹拿和贝隆这些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他们通过动员群众来寻求支持以反对帝国主义）的出现，已成为不大可能的事。那些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最不希望的，是激发起另一次哥多边事件的过程。其中一部份原因便是面对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社会力量的兴起，资产阶级就日益感到恐惧。无论如何，这些国家里的无产阶级所面对的政治任务，是较过去更为困难了，因为帝国主义者和本国统治阶级经已学会，革命浪潮具初步迹象时，便采取更强力的镇压行动。
在这种情况下，没有群众性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革命是不会发生的。建立这样的党，乃是成功地推翻帝国主义操纵，和推翻本国统治阶级统治的一项前提条件。正是缺乏这样一个革命马克思主义领导，可以解释了诸如在印度尼西亚、智利和阿根庭的反革命政变因何会取得胜利，以及为何尽管有一再出现的深刻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印度的资产阶级却能够维持自1947年以来未有遇过挑战的阶级政治。
在遇到致命的挫折后，半殖民地的群众运动，比起帝国主义国家内的群众运动，会复苏得更为迅速；这是由于这些地区内很多社会及经济矛盾具较大爆炸性，以及统治阶级较为疲弱。但只要无产阶级未能取得政治的独立性，以及取得整个革命群众（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及贫民）的领导地位，则运动的退潮、力量的考验、失败、独裁的重现等的危机仍然尖锐；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玻利维亚和阿根庭过去25年来重复了3次这样的循环。
11、在半殖民地世界的主要地区，应该注意到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斗争的一些一般特性。
在半殖民地世界里，拉丁美洲有着最高度的半工业化，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成长（即在经济活跃人口中雇佣劳动者占的百分比）、城市化、及统治「阶级集团」成份的变化（一个既与外国「跨国企业」，又与管理经济重要部门的国家官僚有联系的本国垄断资本家日益占优势）。例如在阿根廷、墨西哥和玻利维亚的传统形式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主要是群众工会）仍然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或改良派错误领导的支配性政治影响之下。由于无产阶级日增的比重、它周期的爆炸战斗性、以及由于拉美资产阶级在目前情况下所必须实行的节约政策的本质，对于群众没有余地去作出暂时的经济让步，这都使到这些领导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控制面临挑战。因此，拉美资产阶级在目前阶段并没有能力取得群众的同意，来作为本身的统治基础。
拉美无产阶级和本土资产阶级之间日益深化的阶级矛盾，为获得政治上的阶级独立性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这正是目前拉美革命受到重大挫折后在议事日程上的主要问题。
在无产阶级日增的力量与其在政治上落后的阶级意识和独立性之间的矛盾，是由于斯大林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及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影响所致；再加上古巴革命的领导层，并未曾提出一个革命马克思主义战略路线，这给反动的独裁政权以取得胜利和暂时巩固其统治的机会。同时，诉诸政变的需要性，显示出这些独裁政体的不稳定性质，在群众运动兴起面前，可能很快瓦解和垮台。群众运动能够再兴起的能力并且向独裁政权及老板挑战，这在资产阶级眼中，削减了独裁政权的有用性，增加了运用「自由化」花招的机会，甚至乎让群众重新取得基本的民主权利。
拉丁美洲的一连串失败，始于1964年巴西军事政权的建立，以1973年智利的宾奴齐政变达到其血腥的顶峰；但在1976年阿根廷的军事政变后，这个失败时期似乎已完结了。尽管阿根廷政变意味了对拉美无产阶级的严重挫折，而以谋杀、拘捕和大量解雇的方法，已重大地打散了曾在1976年哥多巴苏总罢工中站在工会和工厂前线的工人先锋层份，但它并不曾一如在巴西、尤其在智利一样，能成功地以法西斯式手段粉碎有组织的阿根廷工人运动。阿根廷工人阶级能够参与有组织的保卫性斗争，这已在1977年和78年的罢工中看到了。这反过来又助长了群众运动的再兴起，尤其在巴西、玻利维亚和秘鲁，群众正在越来越广泛的斗争中兴起，从军事独裁处取得重要的让步，从而削弱了军事独裁。
尼加拉瓜革命的爆炸性开启，和与其有关连的萨尔瓦多群众蠭起，就是证实这个新兴起的最显著例子。
在这种情况下，企图恢复宪法统治或文人统治，不是没有可能的；甚至乎可以看到这个或那个「开明」的军事独裁，对工人阶级组织采取容忍的态度。但从具爆炸性的社会及经济矛盾看，拉丁美洲的议事程序上，不会有长期相对稳定的资产阶级民主。
在黑人非洲，随着葡萄牙殖民主义的挫败，除了南非、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等显著地例外的国家外，非洲大陆已完成了将政府权力移交到黑人统治阶级的手里。
安哥拉是主要战场之一。华盛顿企图通过中央情报局以及通过支持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进行军事侵略来干涉。这个企图，在古巴军队的帮助下，被安哥拉的「安 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政府打败了。在打败华盛顿的帝国主义阴谋，以及将南非侵略者赶出国外，古巴的支持是决定性的因素。
非洲南部的斗争于是得到重大的冲击。津巴布韦白人殖民政权的地位变为不能继续下去了，而帝国主义被迫加快寻找新殖民主义的解决方案，来保护其利益，还可以说成是体现黑人大多数统治。
在纳米比亚，帝国主义同样被迫采取相类的新殖民主义计划。但纳米比亚人民的斗争，加上白人殖民者及沃斯特政权保卫自身特权的顽固性，使这种解决方法今天难于实行。
在经已工业化的南非，这个非洲的主要资本主义堡垒，本土的白人资产阶级及其种族主义国家机器对抗着一个强大的黑人工人阶级及其盟友；在南非已开启的斗争，对于整个非洲革命的进展将会特别重要。苏伟图76年的群众城市起义，直接向种族隔离和班图人的制度挑战，预这着未来的发展。
海利．塞拉西政权，被以前埃塞俄比亚封建帝国里受超级剥削的农奴和被压迫民族的群众斗争和群众动员所推翻。这些斗争和动员，以非洲前所未有的规模继续着。其中一个焦点问题便是厄立特利亚独立斗争的发展。埃塞俄比亚现今的达吉政权，既不愿意与世界资本主义决裂，也不不愿意与私有财产制决裂，但这个事实并不会减低使埃塞俄比亚成为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结合例证的群众动员底重要性。
埃塞俄比亚革命至今为止已取得的成果是巨大的。它们包括：（一）彻底消灭了奴隶制和封建主义的所有残余；（二）一场深刻的土地改革；（三）一系列的国有化，包括银行与信贷、公用事业、天然资源及一些工业；（四）教会和国家分离；（五）扩展小学教育来作为克服文盲的初步工作。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欲阻止、推翻或转移埃塞俄比亚革命进程的任何企图，同时却有责任在这里或任何其它半殖民地，争取建立工人和贫农的独立组织，争取工会、代表会和民兵的独立性，争取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及保卫他们的特殊权利，来反对敌人──包括达吉。
在目前情况下，由于帝国主义日益加强其反对非洲革命的进攻，以及加强针对古巴和苏联的宣传战，反帝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力量就有需要在世界各地将他们的保卫非洲革命，结合起坚决支持厄立特利亚人民的独立权利。古巴政府应继续拒绝参加侵略任何厄立特利亚的土地。
如果古巴承认厄立特利亚人决定自身命运的权利，那就能加强保卫古巴工人国家去反对帝国主义。走相反的道路只会造成负面的结果，不单会伤害古巴革命，而且会伤害到已在埃塞俄比亚取得的重要革命成果。世界帝国主义日益增加在此地区玩弄手段的能力，将会是最后的得益者。
在所有的独立黑人非洲国家，政府和国家都是资产阶级的。政权的转移造成了帝国主义的统治从直接变成间接；帝国主义通过其在经济权力上的关键地位，仍然能够继续超级剥削。但是，一方面是各阶级发展的显著不平衡，另方面是私人资本积累的显著不平衡，便有需要把那些国家分作两类：一是和前资本主义统治阶层结合或不结合的初生资产级统治着的（例如尼日利亚、科特迪瓦、塞内加尔、肯尼亚、加蓬及扎伊尔）；另一是由那些更明确地说是民族主义小资产阶级所统治的（如坦桑尼亚、塞拉西倒台后的埃塞俄比亚、畿内亚比绍、安哥拉及莫三鼻给）。无论如何，由于这些小资产阶级保持与帝国主义垄断的联系，由于它们依赖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以及由于它们依附于私有财产（包括土地）之上，就使到他们成为拥有财产的本国资产阶级底发展的文化媒介。
所以，基于我们对黑人非洲独立国的各阶级、政府和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我们可以摧毁任何辩解；这辩解欲使人相信目前存在着一条有别于以无产阶级为基础来建立革命政党的「非洲式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阿拉伯世界，因犹太复国主义的恐布主义，帝国主义的干涉，来自反动的阿拉伯势力──例如黎巴嫰的马龙派反动民兵及哈辛王朝──的压力、镇压，和其它阿拉伯政府及苏联官僚层的消极容忍，这些结合起来的打击所造成的失败，使巴勒斯坦反抗运动结果走进一条政治死巷。
沙达对贝京的投降使困难加大了；这种投降，纵容了以色列政府开展其长期计划的反黎巴嫰突撃战。
沙达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投降，亦深化了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危机；叙利亚对犹太复国主义国家类似的日渐加强的投降意愿，达到了实际上的妥协程度，而在阿拉伯统治阶级、美帝国主义和苏联官僚层的压力之下，法塔赫（FETEH．这是巴勒斯坦抵抗运动里最大的组织，其领导人是阿拉法──译者）亦显示出日益浓厚的倾向，去向这股压力适应，尽管它作出各种口头抗议。所有这些势力，都把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国家的庞大抵抗，看成为将中东现状「稳定化」的主要──（即使不是唯一的）障碍；这个「稳定化」就是：以色列的巩固，和承认美帝国主义的操纵。他们准备与任何政治架构（包括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拉拢，以达成瓦解抵抗运动的目标。尽管贝京和犹太复国主义现有架构掌握一定程度的策略上的自主性，能够不但间中使白宫感到尴尬，而且在短期内妨碍某些步骤的完成，但他们并没有力量去改变帝国主义中东的总设计。因此，阿拉伯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整个循环，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以「纳塞尔主义」为名的群众激进化而达到顶峰，它现在已走到终点了。这就与其它因素一起，解释了反动流派如「回教兄弟会」的复兴。
英勇的巴勒斯坦抵抗运动所必须面对的敌对国际力量的联盟，是太强大了，致使分散在黎巴嫩、约旦和犹太复国主义国家内的巴勒斯坦阿拉伯群众本身相对弱小的力量，难以保卫本身的权利。
这些客观的困难，又由于那条依赖阿拉伯政权的物质支持、推行游击战争、以及接受莫斯科象征式援助的政治路线所加深了。
以色列在国际政治战场上日益孤立；美国日益反动的行动（殖民化，轰炸黎巴嫩平民人口，在占领区域进行野蛮镇压）的不名誉造成即使在美国国内的舆论的转移；一个巴勒斯坦的国家存在受到日益承认；在美国黑人小区和除了阿拉伯国家内更在其它半殖民地国家（首先是伊朗）的人民日益同情巴勒斯坦解放运动；以色列经济由于占领和军事政策而付出日益增大的代价；以上的情形都激发了前所未有的不满，激发了日益壮大的和平运动，激发了以色列人民中间开始成长的阶级分化。犹太复国主义国家今日面对的这个危机，远超于领导危机的情形， 而是一个日深的社会和政治危机。
美国帝国主义正寻求方法，令犹太复国主义的领袖在有关占领区和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权利等问题上，采取较有弹性的态度。可是，他们不会采取一个会削弱以色列的立场，而且当伊朗巴列维王朝垮台后，美帝更需要以色列这个犹太复国主义国家。
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可行的最好的道路，就是尝试协助动员从摩洛哥到伊拉克的数以千万计的工农的支持。假若有足够规模的这种支持，再加上其它阿拉伯工农的斗争，就能改变力量的关系，使有利于巴勒斯坦抵抗运动。但是，这种革命热潮的广化，与一条在政治上从属于统治阶级和阿拉伯国家之政府的政策是不可调和的。这需要一个与不断革命的过程相符合的战略。
埃及一个庞大而愈来愈不安及活跃的无产阶级的加强（像1977年1月庞大的反政府示威所显示的），以及在三个马格里布国家（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无产阶级斗争的出现，都进一步显示出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在阿拉伯国家所面临的新机会。埃及的工人斗争浪潮，关连到小资产阶级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危机。这除了是对1973年后美国大力建立以色列军事力量的反应外，还同时反映了沙达的经济「自由化」政策实质上并没有减轻而是增加了埃及群众的极大苦难，而且反映了群众拒接受苦难的生活。以换取反犹太复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一些空谈。沙达拼命企图与犹太复国主义国家达成谅解，是企图以减低军事开支的负担，以及帮助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以资本去介入埃及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对埃及的危机找出一个经济的解决方案。但这并没有成功地压服不满和群众的战斗性。
撒哈拉人民争取独立的武装斗争，已经加速了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政权的动摇。波里沙里奥阵线取得的军事和外交成果，增加了摩洛哥政权在半殖民地世界中的孤立。华盛顿的反应，是将大量新军事援助倾注给哈辛政权，企图以一次竭尽全力的侵略来粉碎叛军。在同一时期，阿拉域（居于叙利亚近土耳其边境的回教族人──译按）权力面临工人和工会斗争的新兴起，「民族团结」的神话也正被削弱。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将哈辛二世置于更弱的地位，将会影响到马格里布资产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阿尔及利亚，布麦丁的经济政策失败，加上社会危机尖锐化，结果引致77年春天和夏天一次重大的罢工浪潮。工人这次大量加入斗争，特别是在国家部门，改变了统治阶级面对的情况。力量对比的改变，加上波拿巴主义的布麦丁的死亡，加速了统治阶级内的政治动荡。工人生活条件继续恶化，增加了工人阶级作为一个独立力量 来行动的倾向。
在突尼斯，达都希政权面对一个激进化浪潮；激进化浪潮将工会组织推前，甚至到将「突尼斯工人总工会」被工人部份占领而成为反对政权的主要反对力量这个地步。面对这个挑战，政府诉诸冲突对抗来结束这个过程，因此有78年1月26日 的野蛮镇压。
在这个地区一些最重要的国家内工人阶级独立性的兴起，提出了自67年挫败以来第一次的机会，以另一无产阶级领导来进行阿拉伯人民的反帝斗争。阿拉伯无产阶级的社会斗争，结合于阿拉伯区域的争取民族解放和反帝团结的斗争，正日益成为可能。
在印度次大陆，由于印度共产党、印度（马列）共产党、锡兰（斯里兰卡）社会主义平等党和斯里兰卡共产党的叛卖性的阶级合作和联合政府政策，工人阶级遭受到严重的挫折。这些政策的实施，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曾瓦解了一场日益广泛的阶级斗争的进攻，使工农分化和消沈，并且使到资产阶级能取得主动性，即使在严重的经济及社会危机和资产阶级有内部分化的情况下，也能展开一场反动的反工人阶级总攻势。
在次大陆出现的右翼攻势的形式，亦有扩展至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去；在那里，统治着的军事独裁正向工人斗争、工人组织及罢工权利，发动严厉的镇压。
这些进攻，反映了统治阶级基本上无能力去认真地向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落后和停滞挑战。即使情况最好，他们都只能实行一些缩小差距的措施。无地农民和乡村劳动者人数的不断增加、失业和半失业的巨大数量（尤其在青年人当中）、工业化对群众的生活水平并无任何可见效果（在大部份地区已下降和继续下降）、以及在几个区域内民族压迫继续存在，使到反动政权没有机会获得较长期的稳定。可是，强大群众运动（尤其是工人运动）的重新出现，会越来越依赖于有组织的工人运动领导层的变更，以及依赖于一个富战斗性的群众工人运动的再出现，它要提供一个可信的社会主义出路，以取代资产阶级政治。
在东南亚和东亚洲，莫斯科和北京的斯大林主义政策所造成的毒害效果，正消除印支革命胜利所引起的刺激作用。北京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当为头号敌人的政策──这是对克里姆林宫反动地在中国边境集结大量军队的一种同样反动的官僚答复──已经引致她与反动的东盟集团的资产阶级政府重新和好。这进一步孤立了在泰国、缅甸、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新畿内亚从事游击战争的力量。柬埔寨和越南的军事冲突，以及越南和中国自北京的反动入侵后日益加深的磨擦，已在这个地区的劳动人民中，对印支革命的吸引力做成沉重的打撃。这都是斯大林「在一国之内建立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结果；各国的官僚阶层是共同持有这个理论的。
在泰国，1973至1976年发生了异常大规模的学生、工人及农民的动员。这解释了1976年10月政变的残暴。反帝斗争的当前发展，不单是对美国在越南的失败的回响，它同时反映了在泰国的转变，诸如：日益严重的农业危机、人口的涌出农村、雇佣劳动者的增加、失业和巨大的半失业、以及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的加剧。
很多政府（尤其是泰国、印度尼西亚和南韩的独裁政权）的腐化和残暴压迫本质，已使它们极之不得民心。所以，斯大林主义政策将会减慢日益上升的群众对统治阶级反抗的庞大浪潮，而不能将之扭转。
12.尽管帝国主义作出各种努力，但它并未能在半殖民地国家内建立起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稳定。只要世界资本主义继续存在，就不会有、亦不可能有任何「新的世界经济秩序」。资本主义制度，除了能给予一个以剥削──包括对最弱小的人民的超额剥削──为基础的秩序外，是不能提供任何其它秩序的基础的。
一小撮本国统治阶级的力量的上升，是由于半工业化和石油资源所带来的收入增加（在伊朗、科威特、沙地阿拉伯，上述两个现象同时存在），这意味着有限地重新分配从全球雇佣劳动者榨取出来的巨大总剩余价值，使有利于这些统治阶级，有损于较弱的新殖民地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者。从长远说，这是帝国主义在面对蠭起群众所形成的压力下，对殖民地采取从直接到间接的统治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但是，帝国主义企图将这些损失转嫁给本国内和较弱的殖民地的群众身上，从而增加了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两个部门内都推使工人及其盟友走社会主义革命方向的动力。所以，资本主义的国际性危机，加剧了所谓第三世界政权的不稳定。尽管如此，由于苏联及中国官僚层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领导的局限性，使到半殖民地世界在今天正面对自第二次大战以来最深刻的反帝的领导危机。
北京对白宫的叩头，是对整个民族解放斗争的一个打击。在拉丁美洲，六十年代游击策略所造成的失败，以及古巴对该洲一些政权及共产党政策的改变，已磨损了格瓦拉主义的影响力。在阿拉伯世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领导的破产，已孤立了阿拉伯南部人民的斗争，而且推使巴勒斯坦抵抗运动走入一条死巷去。
随此而出现的真空，已使到莫斯科能暂时采取主动，并且恢复其在各个解放运动里曾失去的影响力。一些共产党在东南亚，以及一些亚洲和非洲国家的反帝运动所采取的游击行动，是不能掩盖这个在殖民地半殖民地里的政治领导的整体危机的；这个危机，标志着第二次大战后开始的民族解放斗争历史的一个阶段的结束。
虽然半殖民地世界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领导一般是破产了，但这样一个领导成功地领导群众推翻了伊朗王。可以肯定的是，当革命开展时，这个领导反对了劳动者提出其阶级利益的主张。另一方面，尼加拉瓜革命的开启，是自古巴革命胜利以来第一次由一个独立于斯大林主义的流派领导一个正开展的不断革命，它显示了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在半殖民地世界面对的巨大机会。
半殖民地国家革命发展的总趋势，可以用不断革命的公式来决定。我们的政治任务，基本上是由这种模式决定的。我们努力去建立列宁主义式的群众政党以完成这些任务。在大多数这些国家中，很多群众运动以及革命本身，都会从一些历史上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问题开始：土地改革、民主权利、立宪议会、国家与教会分离、民族解放和国家统一。
但是，由于不少这些国家所达到的工业化和无产阶级化的程度，革命的群众斗争并不常常都从这些问题开始。它们可能从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里提出的典型问题而爆发开来。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明白到半殖民地国家内不断革命的逻辑；它包含了为当前利益而进行的斗争。对于包括在这些国家的主要革命任务内的反帝和民主目标的斗争，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在永不放弃它们之时，又顽强地为无产阶级的团结、为其在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而斗争，以此来作为无产阶级结合着贫农夺取政权的必需前提条件。不建立一个工人国家，革命的反帝和民主任务是不会完全实现的。
三、 伊朗革命的前景和问题
13 历史上其中一次最持久的群众动员，将伊朗国王可恨的独裁政权推翻，对于全世界的劳动群众有着深远的意义。
伊朗王政权以前似乎坚不可毁。华盛顿为伊朗王建立了全世界其中一支最大和武装最好的军队。美国中央情报局协助建立SAVAK秘密警察，使之成为一个巨大的秘密警察网。直到最后拼死的一刻，每一个帝国主义强国都支持孔雀王朝对抗伊朗群众。莫斯科和北京各自寻求与华盛顿「和平共处」，都对伊朗王朝加以支持，而莫斯科只是在伊朗王已显然完蛋时才转变立场。最后一点是，伊朗王以前拥有几十亿油元，而且应允快速的经济进展和社会进展。
伊朗群众藉着他们联合行动地动员时千百万人民的巨大力量，克服了以上所有的障碍。全世界的劳动人民可以认同于他们所用的无产阶级斗争方法──群众示威，成立广泛的斗争委员会，总罢工，呼吁士兵加入斗争，群众起义，就是这个群众力量，瓦解了伊朗王似乎无懈可击的力量。既然在伊朗可以这样做到，那么，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做到。
在长达一年的群众动员，逐步达到1979年2月9日至12日的起义中，工人阶级走出来，成为广泛群众斗争的骨干，反映了一个世界性倾向，包括在半殖民地国家，就是群众政治斗争中无产阶级占主导地位。
伊朗王政权被推翻，开启了伊朗不断革命的过程──第三次伊朗革命。这个革命说明了半殖民地国家内民主要求和反帝要求扮演的关键性角色。可是，无论帝国主义和伊朗本国资本家阶级之间存在什么矛盾，后者始终要依靠帝国主义。伊朗的资本主义发展不可能有独立于帝国主义的「阶段」。伊朗的资产阶级也不可能将民主任务推行到底──授地给农民并给予他们必要的钱财去开发土地，给予被压迫少数民族以自由，或给予妇女以平等。
全国性的民主和反帝群众运动（在这运动中，劳动者的阶级要求冒现上来），把王朝推翻。领导者是以霍梅尼为首的什叶派僧侣集团的资产阶级领导。伊朗的统治阶级，正利用这个领导在斗争中取得的声望为主牌，企图恢复一个稳定的国家机器和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政治领导，以便粉碎革命过程，重新发动伊朗的「合理」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这是统治阶级已开始搞的过程，而帝国主义加以支持。国家仍然是一个资产阶级国家。
伊朗革命的动力，继续在高涨中。群众动员的广泛，和群众起义的胜利，已在工人、城市的半无产阶层、贫农、被压迫少数民族和妇女中，造成了巨大的期望。霍梅尼政权或任何资产阶级统治形式，都不能够满足这些期望或是在这个阶段通过镇压来压碎群众运动。他们首先要达到社会安定和重建军队及其它资本主义国家机构。
为了赢得他们的要求，并且在不受帝国主义控制的强行歪曲发展下搞经济发展，工人阶级及所有劳动者，必须要走向建立一个工人国家，打碎帝国主义及其伊朗副手的权力，没收资产阶级财产，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的门户。
长远来说，只有两个可能的结果：或是建立无产阶级与农民联盟的专政（只有这个才能保证革命胜利），或是反革命胜利。
走向革命胜利的道路上的主要障碍，是主观因素弱──无产阶级及劳动群众的领导和阶级意识。伊朗没有革命群众党。伊朗工人阶级仍未取得政治阶级独立性。什叶派教士在反伊朗王斗争中赢得的政治声望和权威，在今天是工人阶级取得阶级独立性的主要绊脚石。为了加强它对群众的控制，教士利用了宗教的反动思想。可是，群众在斗争过程中，将会打破教士这个控制。
14.华盛顿尽其所能支撑伊朗国王，但它却不能派遣军队打击伊朗人民。其它帝国主义强国也无一能够这样做。伊朗革命给予帝国主义一个新的打击，进一步改变了世界规模上的阶级力量对比关系。帝国主义以前依靠伊朗王的政权和军队来作为打击阿拉伯革命的堡垒，作为帝国主义在这个石油丰富产地的利益的保护者，作为「北部防御层」（包括在苏联南部的土耳其、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资本主义稳定的堡垒。
打破了伊朗王的枷锁，造成了伊朗被压迫少数民族的复兴的斗争。少数民族构成了人口的六成，包括库尔德族、阿塞拜疆族、巴路兹族、土库曼族、阿拉伯族和其它。这些族人许多散居伊朗边境地区，他们复兴的斗争将会直接影响伊拉克、土耳其、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对于苏联来说也一样，在苏联，被压迫少数民族的斗争，将会是反对斯大林主义官僚层的政治革命的一部份。
巴勒斯坦人民也受到一个有力的鼓舞。伊朗从以往的作为以色列的坚决支持者和主要石油供应者，变为今天以色列这个帝国主义滩头堡的敌对者，甚至断绝石油供应。
对南非的石油供应也正式断绝。美国一向用来侦察苏联的基地也被关闭。
帝国主义的反应，是企图在该区支撑与它友善的政权，增加它的军事力量，并寻求伊朗国内的支持点，以图扭转革命的反帝动力。但正如贝金所指出，伊朗已说明没有任何半殖民地国家（包括埃及和沙地阿拉伯）可以扮演以色列所扮演的帝国主义在该区的稳定哨岗的角色，而华盛顿必须比以前更依赖以色列。卡特向沙达施加更大的压力，要他与以色列达成协议。同时，帝国主义一方面利用霍梅尼政权的反动政策为宣传，目的是污蔑革命本身和解释他们以前对伊朗王的支持，另一方面支撑资本主义政府的势力，来堵塞革命潮流，以便它们能够重新巩固它们在伊朗的经济联系和控制。
长远来说，资本主义稳定将需要与帝国主义更密切的联系。但由于群众在革命过程中的有力的反帝觉醒，朝这个方向的公开行动会带来群众的反对。
15.构成伊朗王朝危机的基本原因，是伊朗王在62至63年发动的所谓「白色革命」的失败「土地改革」、70年代由于油价上升而刺激的工业化计划、以及油元的涌入，都没有解决任何多年帝国主义剥削造成的低发展的基本问题。
部份的工业化，并没有结束伊朗对帝国主义的依赖，只是改变了依赖的形式。工业化的情形，是迎合国际帝国主义垄继集团的需要，而不是为达到经济的平衡生长。资本货物（即生产工业品所需的资料）要从帝国主义国家进口；工业大多数部门的投资，倾向于产品的装配，作为被垄断集团控制的生产连锁的一部份。一个有力的大石油公司联合财团控制了伊朗石油销售（石油是伊朗经济的「单作物」骨干）。
「土地改革」摧毁了国家的传统农业，但并非益及农民，而是益及伊朗资本和帝国主义资本。大型的农业综合企业成立了，它们为出口和为被帝国主义控制的世界市场的需要而生产，这造成了因消灭传统的种植和灌溉方式而导致的生产力的可怕摧毁。伊朗以前有剩余食物出口，现在却必须进口六成国内消耗所需的食物。
土地改革将百万计的人口驱离土地。人口从农村大量涌流到城市，但政府并没有同时制造足够的工业就业机会将之吸收，于是导致城市中心贫民窟大量增长，居住了工人、半无产者和失业者。
国际衰退及其后果令伊朗经济危机更为尖 锐。通货膨胀高升至年率30%以上。由帝国主义强国入口的资本货物的价格，比油价上升得更快，此外更有美元贬值的影响。伊朗开始筑起欠帝国主义者的债台。
王朝大力吹捧的妇女「解放」也是一个假局。虽然妇女获得某些法律让步，一些将她们的压迫具体化的野蛮法律被取销，可是妇女压迫基本上仍未被触犯到。
被压迫少数民族被伊朗王无情镇压，他们被拒享有任何语文和文化权利，而他们比起说法西语的波斯人是次等公民地位。由于农民大部份来自被压迫少数民族，因此，民族压迫是与农民的被剥削、古斯坦的阿拉伯工人的被剥削和许多被压迫从农村移徒到城市的工人和半无产者的次等公民地位相纠合的。
政权拒绝工人阶级组织起来以改变命运的任何权利。由秘密警察经营的「工会」，确保每一工作间都有秘密警察在场。部份的工业化，是通过残酷剥削工人阶级而进行的。
伊朗王支持发展某些工业，损害了手工业的一些部份。在世界衰退及后果的情形下，政权向「集市」商人强加更高的税款、更高的利率和一些有利于帝国主义者和50大家族的关税政策。它通过冻结工资和强迫实行工人护照来打击工人阶级。这些引致王朝的社会孤立日增，反映于伊朗王无法建立一个基于「白色革命」的亲王朝政党。
事实反驳了所有认为石油收益已将伊朗转变成为「次帝国主义」的理论。相反地，石油收益令一个继续在帝国主义控制下的经济的矛盾更为尖锐。
16.在1976年，在采取什么改策来应付经济危机的问题上，掌权者之间出现分歧。王朝的一元化外观开始断裂。
在1977年，知识分子的一部份和前「国民阵线」的自由资产阶级反对派的一部份，由于受到外国要求伊朗国内人权的斗争鼓舞，开始公开动员起来，要求尊重当时在形式上仍有效的1906年宪法。学生运动也高涨。政权决定以镇压应付各反对流派。
当王朝处于孤立时，加强镇压的效果是令运动得以扩展。标志着整个运动性质的一个动力开始展开：镇压带来更深的动员，揭露了人民对体现于伊朗王政权的镇压、压迫和剥削的深深愤嫉，并表明了人民日益愿意反对王朝而抗争到底。
在78年1月8日，嘉荫这个宗教城市发生群众街头示威，抗议政府报纸攻击被放逐的霍梅尼。警察袭击人群时多人被杀。
一个新的示威浪潮以一个标志着抗议运动的模式在40日后开始，那是继传统的回教哀掉时期之后。当时，阿塞拜疆省的大不里士城发生了起义，反映了革命将来发展的一些特点。工人、商店主和城市的半无产群众也加入了。大不里士军营的纪律崩溃，军队无法压制群众。该城被群众控制了1日，然后伊朗王从其它军营调入军队重新取得控制。
示威的循环，在规模上扩展和蔓延到所有大城市，倾向于由回教寺院所组织。寺院是政权和警察所不能完全控制的唯一社会生活中心，这是由于旧反对政党（「共产党」、「国民阵线」）的不活动和叛卖，以及受宗教控制更深的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什叶派僧侣集团的角色被提到前列。伊朗王的政权引致僧侣集团的反对，因为它在63年强迫霍梅尼流放他国，又不断攻击这个僧侣集团以期减弱它的影响力和对它取得控制。
僧侣集团有一个大组织网可供它调动；它能够因旧资产阶级政治反对派（国民阵线）的微弱和工人运动的组织微弱而得益，由于共产党在第二次革命中的叛卖、克里姆林宫和北京对伊朗王的支持政策、以及官僚化工人国家内政治和宗教少数派受到的镇压，因此，许多富战斗性的、忠诚的青年、工人和知识分子便转向「披上伊斯兰色彩的社会主义」等乌托邦主义或改良主义观念，如理论家沙里亚蒂或回教游击组织所提出的。
从较落后的农村大量涌到城市的人口（在农村，宗教的控制传统上较强），令城市地区僧侣集团有着更广泛的群众基础。
但无疑，群众如何看待僧侣集团，主要因素是霍梅尼扮演的角色。他在群众中拥有的威望，是基于他拒绝与伊朗王和王朝作任何妥协，即使其它资产阶级反对人物准备妥协。
在1978年9月，工人阶级开始以本身的武器和组织形式加入战斗。到12月，由石油工人开先锋的一个革命总罢工取得了商人和其它社会层份的支持，成为广泛群众斗争的骨干。动员加剧，在1979年2月推翻王朝的起义中达到顶点。
由于国家机器削弱和瘫痪，群众运动高涨，紧接着起义的期间，是有可能决定性地走向将劳动者组织在委员会或苏维埃内。当时缺乏的就是一个能够起带头作用的革命群众工人阶级马克思主义政党。
17.在王朝被推翻后，霍梅尼任命的巴沙根的资产阶级政府上台，试图恢复资本主义法律和秩序，重建军队和其它资本主义国家机构。可是，实际权力操纵于教士控制的「伊斯兰革命委员会」。霍梅尼开始实行取代伊朗王而建立另一资产阶级国家的计划。
一年来反伊朗王的动员的性质，决定了现正开始的阶级斗争的情形。群众推翻了王朝，依赖的纯粹是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现在期望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期望能够实现。
但由于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和伊朗继续存在的社会动荡，伊朗经济的危机很有可能会加深，虽然新政权的政策是试图采取措施纠正王朝的政治和经济政策造成的极端经济歪曲发展。因此，政权无力向群众作出巨大让步，虽然它迫于要作出一些让步。相反地，它必须强迫工人和其它劳动者更拼命工作，以图建立再次大规模资本主义投资的条件。这就令它与群众有日增的冲突，而群众方面，不但没有受挫，反而是从他们胜利挫败伊朗王的战斗中得到自信。因此，在前面的是主要的力量试验。
到目前为止，新政权与群众的对抗是在库尔德斯坦。在革命起义过程中，库尔德人将自己武装起来，在整个伊朗国内的库尔德斯坦成立了库尔德委员会。当中央政府企图在79年3月重新坚持它的权威时，就引起了主要的冲突。在夏天，霍梅尼发动了一次打击库尔德人的主要军事攻势，向群众发动空中攻击，导致库尔德斗争蒙受一次军事挫折，但斗争并未被粉碎或失败。对于政权来说，它仍然是一个大挑战。最近，库尔德人取得了重要的进展，迫使霍梅尼宣布他准备承认库尔德斯坦有部份自主的地位。
其它被压迫民族也有斗争，包括在库尔德斯坦和波斯海岸的巴路兹人、土耳曼人和阿拉伯人。阿塞拜疆人和其它被压迫民族可能随时爆发。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政府必须重建一个稳定、集中的资本主义国家。这表示民族问题将会保持爆炸性，